世界正在进入各种文明共存与竞合的长时段。不同文明体之间既竞争又合作成为国际格局的新特征,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文明难以继续像过去五百年那样主导世界事务。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崛起中的中国结合自身的文明特征提出的世界秩序主张。
2006年起,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量的贡献一直排名世界第一;2009年,抛开中美两国,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总量超过了发达国家。以平均购买力平价计算,2013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有研究表明,2050年,世界前三大经济体为中国、印度与美国。这表明,非西方世界崛起是总体趋势,其对国际格局的影响也必然相应上升。
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超越欧洲达到世界第一,50年后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一并不意味着就能成为世界领导者。世界领导者需要具备综合条件:教育、科技、人才、军事实力、文化影响力等,都必须名列全球强大国家之列。此外,还需要在外交上提供一整套新理念。
欧盟实质上是一个“新教—天主教国家俱乐部”,不大愿意接纳来自其他文明的国家,2015年后对外来移民的态度日益保守,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强调越来越明显,这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丹麦、瑞典等国家普遍都有明显表现。莫迪政府戮力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厄尔多安政府对突厥国家联盟的推动,也是其文明内卷的典型表征。
亨廷顿认为,文明间的冲突是冷战后国际格局的突出特征。这显然是把支流看作了主流。文明间既竞争又合作才是冷战后国际格局的主流,这在新世纪越来越明显,并成为本世纪国际格局的主要特征与基本面。
在文明竞合长周期内,各大文明体都会形成自己的世界秩序主张,而且倡导并致力于构建具有自身文明特色的地区与全球秩序。对崛起中的中国来说,应该倡导与构建基于中华文明的新型礼治体系。这个体系是开放性的且与现有的国际体系相兼容。
新型礼治体系的文化依归是中华文明,道德伦理与行为准则都遵循“礼表仁里”,即“立于仁,行于礼”。现有的国际秩序是西方主导下建立的,国际规则主要体现西方的价值观与利益,显然有不合理的成分,理当因应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做出必要的调整。
(中国社会科学网 6.7 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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