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研究勘验文明进程

    在国际学界，“早期中国”作为学术概念出现始于1975年。美国学者吉德炜在1975年创办了《早期中国》杂志，并在创刊词中提出：“《早期中国》是一个致力于传播中国史前及商、周、汉时期新研究的刊物。”

    虽然“早期中国”的学术概念形成于当代，但此前这一领域已有许多研究成果问世。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河南安阳小屯村甲骨文的发现，以及由此促成的对殷墟遗址的发掘，对中外学界的早期中国研究意义重大。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教授李峰介绍，王国维通过对甲骨文的释读，完成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等一系列文章，奠定了现代早期中国研究重视“地下之新材料”的学术传统。而在海外，美国学者顾立雅结合其早年参观安阳考古现场的经历，于1936年出版了著作《中国之诞生》，引发了国际汉学界对商周考古及早期中国文明的高度关注，这也为“早期中国”学术概念的萌芽提供了土壤。

    “中国”之称，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其铭文中有“余其宅兹中国”句，提及周王迁都一事，与《尚书》等文献记载可相互印证，起到了证史补史的作用，这也反映了考古学及出土文物对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介绍，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史前各文化区的交流互动迈入了新阶段，逐渐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因而也拥有了共同的考古成分。各地区新涌现的社会上层，为维护自己的地位，以礼仪用品和高级知识为媒介构建了一个交流网，这是促成各地区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例如，凌家滩文化分布区与红山文化分布区相距1000多公里，红山文化玉猪龙和凌家滩文化玉龙等玉文化却表现出了高度相似性。

    依据多年考古工作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认为，上承史前、下启秦汉的夏王朝及二里头文化是“早期中国”的关键节点。二里头遗址作为夏王朝的都邑所在，其宫室建筑的空间规划和都邑的总体布局可谓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肇始。而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是多元化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王朝文明的象征，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

    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比，早期中国的形成呈现出共通性与独特性。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早期国家主要有两条发展道路：一是以苏美尔和古希腊为代表的城市国家，二是以中国商周为代表的邑制国家。城市国家是主权群体国家的一员，范围狭小，有公民大会等国民会议；邑制国家则是独立国家政体，幅员辽阔，王权独尊。这两种国家形态都发展成了领土国家，其中典型代表就是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300年的近东地区，以及中国的战国时期。领土国家的使命是保护领土并征服更多领土，因此它是一个不稳定的政治体系，公元前705年至公元前681年亚述征服巴比伦，公元前316年秦征服巴蜀，都打破了所在地区原有的政治体系。而亚述帝国和秦帝国所代表的帝国形态是领土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

    纵观世界文明起源地，主要集中在环地中海地区和中国。环地中海地区地理单元多样，互不统属，但海上交通便利、商贸发达，历史上产生了一系列有亲缘关系的区域文明，不同文明体之间彼此征服替代，像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埃及文明都因后来者的冲击而中断。

    与环地中海地区相比，中国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海洋、草原、荒漠和高山环绕使中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利于农业的发展。同时，北方欧亚大草原及南方海域等诸多通道，使中国在各个时期都与世界其他文明保持着一定的交流和联系。这种既自成一体而又开放包容的特点，是中华文明永葆生命力的原因之一。此外，中国很早就形成了统一的文字，由文字所传承的思想文化，也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报》5.27 班晓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