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周珏良：翻译界“打杂的”

    同为北外曾经赫赫有名的“一老二公”，相较许国璋盛名在外的“许国璋英语”、王佐良的著作等身，周珏良并不算学术界的活跃分子。王佐良曾说，搞比较文学，建立普遍诗学，周珏良是最有资格的，因为学外国文学的没有他中文根底深，学比较文学的没有他外文修养好。按照这个逻辑或许还可以说一长串，如他是教授中最懂翻译实务的，翻译家中最懂外语教学的；搞文学翻译的不如他懂政治翻译，搞政治翻译的不如他懂文学翻译……周珏良曾说，自己就是翻译界中一个“打杂的”，这个“杂”字，或许就是他一生的某种写照。他是通古今中外的杂家，一生也常为杂务所缠身。一些时候，他不得不被时代潮流裹挟；一些时候，他主动选择随遇而安。与很多奋斗者不同，他人孜孜以求的东西他不仅早已拥有，或许也早已看破，而习惯了与名利场、与人际保持距离。

    新中国成立后，周珏良从芝加哥大学留学归国，进入北外英语系担任教授。但很长时间里，他连文学课都很少有机会教，多数情况下教的是语言，而且还数次被外交部借调去担任翻译。

    他常常是被突然调走的，有时说明让他去干什么，有时什么也不说，走多久也不知道。回来后他也遵守纪律，守口如瓶。他给毛泽东做过口译的事，就是在毛泽东去世后他才告诉夫人方缃的。

    抗美援朝后期，他被调到朝鲜，参加朝鲜停战谈判的翻译工作。他在志愿军代表团秘书处的专家组，组里还有北大物理系副教授、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元勋的朱光亚等人。第二年冬天，他才穿着一身志愿军的棉军装回家。

    周珏良告诉方缃，做政治翻译尤其是口译很难，有些外国首脑说话有口音，他开始做口译时曾遇上一个印度代表团，说话难懂极了，而中国领导人的外交辞令及语气又需要找到合适的词汇以把握分寸，听、记、想、说要同时完成，这种工作年纪一大就干不了。

    懂外语的周恩来很关心翻译人员的工作，一次会谈期间他主动向对方提出：“咱们先停一下吧，好让翻译歇一会儿，吃点东西，别饿肚子。”他不知道的是，周珏良并未饿过肚子，他总是能在这种场合不露声色地迅速进食，而且吃相文雅。

    李肇星1964年从北大毕业分配到外交部，进入北外的高翻班学习，教英语写作的是周珏良。在他的记忆里，周老师人长得潇洒，英文写作更潇洒。

    有一次，作文本发下来，李肇星发现自己苦心经营的英文短文被改得满篇通红，披头散发，要寻找原文已经相当费劲。这是他学英文以来少见的，只觉满脸发烧，双眼模糊。班上一共12名学生，周珏良可能注意到他的表情，走过来轻拍他的肩膀：“小李，不要紧的，更不用不好意思。我改得这么多，并不意味着你原来写的都错了。其实，你这篇作文挺好。”他换成英语接着说：“But, my version, I believe, is better than yours.”（但我相信，我改的版本比你原来的更好。）周珏良还鼓励他，多读多写，15年后有可能达到自己现在的英文写作水平。

    还有一次，李肇星写了一篇关于国际时局的文章，周珏良在改文章时告诉他，有些词用得不是地方，外国人读了不会喜欢，甚至会觉得莫名其妙。李肇星有些尴尬地辩解：“老师，我以前读小说、剧本之类的东西多些，看国际形势方面的东西太少。”周珏良打断他：“小李，这样说就外行了。如果文学读得透，用好政治词汇应更不在话下。”多年后，已成为外交部长的李肇星回忆：“周珏良先生这番话，使我在此后的学习中受益匪浅。”

    这种改作文的风格，是周珏良从自己的老师那里继承来的。在西南联大时，他遇到了两位妙手改文章的好老师。

    英国诗人、批评家燕卜荪的文章风格“瘦硬通神”，以思路缜密、文字简洁精练著称，最不喜欢可有可无的形容词，批改学生文章时总将之划去，评语一针见血。周珏良跟他学了一年，明白了写文章首先要把思路搞清楚，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笔译课老师叶公超写得一手漂亮的英文文章，经常把学生叫去当面改作文。他租住的几间屋子是在当地一位名人的坟园里，师生都坐在大坟的栏杆上，拿那里当露天课堂。

    一次周珏良读了兰姆的小品文集后写了一篇文章，仿效了其中一些小巧的写法。叶公超看后说，在文字上下这种功夫是好的，但要知道这不是大家路数，不能把精力放在这方面，否则文章不能真正写好。这种点评，让周珏良感到受用无穷。

    1975年，周珏良从北外调入外交部翻译室，担任副主任。那时他已年至花甲，不再担任口译，主要参与了《毛泽东诗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周恩来文选》上卷英译本的定稿工作。其中，《毛选》第五卷的翻译工作始于1975年。这卷的翻译有一个特殊之处，那就是前四卷的翻译都在中文版出版之后，而第五卷翻译时中文版尚未出版，属于中央最高机密文件，许多内容缺乏官方诠释和解读。翻译时，大家都小心翼翼、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后才敢下笔。

    周珏良回忆，当时常常遇到“混合隐喻”问题。比如“右翼骨干”这一政治名词，右翼（the right wing）是一个淡化了的比喻，骨干（backbone）在汉语中也不会引起脊柱的联想，但合在一起如果译成“the backbone of the right wing”就可笑了，因为脊柱不可能长在翅膀上，于是只好改一个意象，译成“the nucleus of the right wing”（直译为右翼核心）。

    他曾自嘲，数十年来自己是翻译界中一个打杂的，口译、笔译，政治、文学，外译中、中译外都搞过，都没有专门搞；对文学理论有兴趣，因之对翻译理论也经常注意，可也没有专门搞过。

    然而，周珏良总能游刃于东西方之间。他曾在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和文学批评，以其师克莱恩教授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秉持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有一个核心主张，即分析作品首先要找出它的“形式”作为指导原则。周珏良认为，这与中国诗论中的“形式直觉”是相通的。他解释，这里的“形式”，不是指形式/内容二分中的“形式”，而是指亚里士多德“四因论”中的“形式因”，即不同的事物各有特定的形式，用来表述本质的定义。

    他说，宋人诗句“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陶渊明所写的“胸中之妙”、绘画讲究的“胸有成竹”等等，所讲的都是“形式直觉”这件事，它是通过心灵而不是理解力去感觉的。

    （《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第19期 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