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称许的“大文章”

    “有一篇大文章，君必一读”——此话系出自陈寅恪先生之口。众所周知，在中国学界，陈寅恪对中国历史典籍文献的博闻强记，以及对史料一如“百科全书的占有”和掌握，素有“百年来第一人”之誉，他也因此被人称为“教授中的教授”。同样为人所知的，还有陈寅恪的厚积薄发，他在五十岁时写出了奠定其在隋唐史领域研究地位的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年后又写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两部著作，凸显了陈寅恪独到的史家眼光和治学精髓。知道以上这些，大多的所谓学术文字不入他的法眼，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就是有着挑剔和苛刻学术眼光的陈寅恪，有一天却认真地对他人说，“有一篇大文章，君必一读”。那么他称许的究竟是一篇什么“大文章”，又出自谁之手？    

    原来得到陈寅恪称许的“大文章”及其作者，是历史学家钱穆及其所著《国史大纲》中那篇两万多字的“引论”。晚年钱穆著有《师友杂忆》，其中记载1939年3月，参加在昆明召开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张晓峰，于会后探访暂居宜良的钱穆，向他转告了陈寅恪称道《国史大纲》“引论”一事，“《国史大纲》稿既成，写一引论载之报端，一时议者哄然……张其峋晓峰来昆明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晤及陈寅恪。寅恪告彼近日此间报端有一篇大文章，君必一读。晓峰问，何题？乃曰，钱某《国史大纲》‘引论’。”    

    钱穆记载此事既涉及张晓峰，可见所记有据。只是由于张晓峰没有提及陈寅恪何以称许《国史大纲》“引论”，并建议他“君必一读”的详细细节，所以个中原因或内容，我们今天只有像当年陈寅恪建议张晓峰阅读《国史大纲》“引论”一样，通过阅读“引论”去作探究和领会。

    钱穆的《国史大纲》是一部通史性论著，成书背景正是抗战期间。钱穆其时任北大历史系教授，随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辗转大半个中国，最后停留昆明宜良岩泉寺，倾心写作《国史大纲》。当时生活困窘，物资紧缺，加上内忧外患，这些都于无形中使钱穆把对中国命运的思考贯穿在全书始末。他希望这部张扬士之力量的著作，能对作为抗战中流的精英分子有所助益。全书于1936年6月完成，成书前五个月，钱穆情难自已，憋不住先一气呵成写出该书“引论”。其中指出，“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历史智识，贵能鉴古而知今”。    

    除此之外，“引论”中还不乏钱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满腔温情：“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认识。欲其国民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智识，其要在此。”

    上举陈寅恪的两部专著也完成于艰苦的抗战时期，其人生动荡及所经历的苦难与钱穆颇相类似，或是他心里先已有了共鸣。再有就是自写出那两本扛鼎之作后，中国学界便一直翘首以待他再写出一部通论性的中国通史或文化史，结果却没有等到。但钱穆《国史大纲》“引论”中的立论与观点和他的思想相契合，应该不言而喻，我想，这也是钱文入他法眼的原因。

    （《新民晚报》5.19 陆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