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卫东
总是想起老韩,就是韩作荣。《人民文学》的同事私下里也叫他“韩排”,因为他在部队当过排长。
我当兵那年,老韩已经是排长了。我的排长是山东人,和老韩很是相像:皮肤黢黑,身量高挑,话不多,烟瘾很大,一根儿接一根儿。不过,我的排长是“卷大炮”,老韩抽的则是带过滤嘴的香烟。怎么认识老韩的,记不清了,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在徐刚兄或柳萌先生组的饭局上。反正,一聊天就有几分敬畏。他年长我七岁,军龄、年龄和我当兵时的排长一样,而且两人都姓韩,神情举止又十分酷似,于是,就像玩旋转木马,在我心里,一种距离一下子定格了:他是排长我是兵。
那时,老韩是《人民文学》二编室主任,已是极有名的诗人。1997年我调入《人民文学》杂志社,和他、肖复兴在一个办公室,更是有机会领略到了老韩的磊落和风骨。一次他接电话,只是简短的几句对话,听得出对方是因为一篇稿子和他套磁。老韩表情有些不耐烦,应付了几句,见对方仍不挂电话,脸一下拉下来:“稿子用不用有标准,质量不行,你说出大天也没用。”挂断电话他“嘁”了一声,有点不屑:“不把精力用在写稿上,总想走关系。”说着坐下来点燃一支烟,深吸一口,烟一下去掉少半截。还有一次,编辑向他汇报,说一位极有来头的作家,拿来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希望一次刊出。老韩听后没动声色,抽出一支烟点燃,这是他的习惯,每逢思考问题需要做出决断时必须有烟相伴。他问了问稿件的质量情况,然后眉峰一挑,说:“一切以质量说话。行,发;不行,天王老子来了也白搭。”
我对老韩之所以特别敬重,除了他与我的排长在形象上重叠,让我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外,还有一个原因。那是1995年初冬的一天,《人民文学》的两位编辑突然来到我所在的杂志社,说编辑部开会研究确定了一个选题,老韩认为我有能力完成,于是奉命向我约稿。我自然不能辜负老韩的信任,立马投入采访。这篇五六万字的报告文学《世纪之泣》在1996年7月的《人民文学》发表后不久,我接到老韩电话,告诉我作品获奖了,不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颁奖仪式。过后和老韩闲聊,我说我有一个“世纪三部曲”写作计划,老韩听了点点头,风轻云淡道:“你写吧,我都用。”
离开《人民文学》后,我调任《小说选刊》主编。知道老韩患了糖尿病,看到一些偏方还不忘转给他。退休后,老韩依然风风火火,从媒体上经常看到他出席各种活动的信息,似乎比在任时更忙了。得知他猝然离世,我仿佛被人当面击一闷棍。天妒英才,老韩刚66岁,才华横溢,生命对于他如同一本翻到一半的大书,更为精彩的篇章还在后面呢!
我和老韩虽然不在一个部队服役,但在我的潜意识中,一直视他为我的排长。
(《光明日报》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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