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国家来说,以劳动力丰富且廉价作为资源比较优势,归根结底只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一旦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不再具有无限供给的特点,制造业传统比较优势就必然消失。中国制造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从2013年开始明显下降。政策应对需要着眼于继续促进制造业发展,稳定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中国的制造业比较优势以及竞争力,既在于挖掘中西部地区在土地、劳动等要素禀赋上尚存的成本优势,也有赖于发挥沿海地区在产业配套和集聚能力方面的规模优势。然而,从长期可持续的角度来看,制造业发展潜力归根结底在于技术创新。对中国来说,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制造业的稳定和提升,都越来越需要倚仗技术的自主创新;自主创新更加倚仗基础研究的发展;基础研究则需要国家通过资金投入予以支持。
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过于天真,更不能心存侥幸。也就是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在关键的技术创新领域缺位。关键技术领域的基础研究,恰恰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所在。
从资源、环境到气候变化等关乎人民生活质量及发展可持续性的问题,都体现了从“公地”到“地平线”不同层次的外部性问题,不仅意味着市场的失灵,同时也使得集体行动、单项政策或者单个国家的行动常常不能奏效。特别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具有解决“地平线悲剧”的性质,由此产生两个相关的含义。第一,应对气候变化必然要在全球范围合作的框架内,采取包括实施产业政策在内的国家行动。第二,应对气候变化付出的代价是一种社会成本,在使每个市场主体都感受到压力的同时,也不能把全部负担施加在企业身上。因此,需要通过实施产业政策乃至更广泛的政策和规制,促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在这个背景下稳定和升级制造业,需要更宽广的视野,把增长、可持续性、美好生活等各种目标统一在政策体系之中。
(《北京日报》5.9 蔡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