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30日,伪南京政府在日本扶植下成立了。几乎是在成立的同时,汪伪政府便向在中国有租界的各国提出了“收回租界,撤废治外法权”的要求。一个伪政权如此一番操作,究竟是出于什么想法呢?而对汪伪政权这一要求,日本竟然态度积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对此,当时的法国驻中国领事看得很明白,在写给法国外长的信中,他说:“这一行动符合(日本)‘新秩序’政策,代表黄种人的胜利,并会提高服务于日本的中央政府(汪伪政权)在中国人中的威信。”法国领事看得一点都没错,日汪双方都各怀心事,有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早在若干年前,日本军部就曾以帮助收回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做诱饵,引诱汪精卫集团走“和平路线”,投靠日本。日本甚至表示,愿意主动归还租界,废除日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以体现“中日亲善”。可想而知,日本侵略者哪会有如此的好心,这不过就是给汪精卫开了张空头支票,日本人永远也不想兑现,也不会兑现。
然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情况发生了改变,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正式向轴心国宣战,同时宣布废除与轴心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也就是说中国可以收回轴心国在华全部租界,但当时除重庆外,其他地区的租界全部处于沦陷区,无法实际收回。日本方面此时的对华政策也发生了改变,为了拉拢汪伪政权,敦促他们向同盟国宣战,减弱中国人民的抗日意识,日本终于将归还租界提上了议事日程。
自从与同盟国不宣而战,日军便将英美等敌对国在华租界据为己有;汪伪政权借此机会,再三向日本要求按之前约定归还租界,最终日本于1942年2月将天津英租界交还给了汪伪政权,但实际上这个归还只是名义上的,英租界实际的控制权仍然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同年3月14日,日本与汪伪政权签署了《中日关于日本交还在华专管租界实施细则》,《细则》规定将包括天津在内的多地日本租界交还中国政府,3月17日伪南京政府任命陈君慧为天津租界接收委员。3月30日,天津日租界“交收仪式”在日租界公会堂(今八一礼堂的位置)举行,日本驻华公使盐泽、驻天津总领事太田知庸、伪南京政府建设部长陈君慧、伪天津特别市长王绪高出席。仪式之后,王绪高还发表广播讲话,对日本归还租界之举动,给予高度评价。其实,日本归还日租界情况与归还英租界完全相同,东条内阁大东亚相青木一男就曾毫无掩饰地表示:“名义上虽然将租界退还中国,但租界内所有仓库、房屋以及值钱的物品全部收归我有。”更何况日本归还日租界的地区,日本依旧是实际控制者,归还不归还,根本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不过,“收回”如此多地的租界,让汪伪政府的“要员”们可是大吹特吹了好一番,周佛海更是以“民族英雄”自居,甚至对外大言不惭地表示:“所谓不平等条约,大部分由吾辈手中取消矣。”
归还天津等地租界,其实是日汪双方合演给全亚洲乃至世界看的一场戏,汪伪政权是想借此树立自身的形象,进一步证明他们鼓吹的“曲线救国路线”的正确性。日本则是为了突出他们的亚洲“解放者”形象,做出一种所谓“中日亲善”的假象,进而拉拢汉奸政权,欺骗麻痹中国人民,两位主角虽然演得都很投入,表面看着一本正经、慷慨激昂,但演得再好,侵略者依旧是侵略者,汉奸依旧是汉奸,最终他们还是把自己处心积虑导演的这场“好戏”演成了一出丑剧。
(《今晚报》5.4 张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