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太医院

    早在先秦时期，各诸侯国中，即有了太医的设置，主要是为统治者提供医疗服务。到了汉代，开始有了太医署的设置，是皇家的御用医疗机构。到了金代，这个机构才被称为“太医院”。

    金代定都中都以后，建立太医院，同时设御药院、尚药院，归属于宣徽院。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年）十一月，仿照宋制，“初置惠民局”，后改为惠民司，隶属于礼部。惠民司的主要职责是为贫民提供诊疗服务，“掌修合发卖汤药”。金末时惠民司的官员安排，“以太医数人更直”，且“择年老进士二人为医药官”。

    到了元代，太医院是最高的医政管理机构，太医中出现了饮膳太医。中统元年（1260年）正式设立太医院时，秩正二品，给银印。经过屡次革迁，太医院行政级别有所浮动，到至元二十年（1283年），太医院改称尚医监，官阶为正四品，给铜印。太医院令史的选任和待遇，政府明文规定，“省拟太医院令史，于各部令史并相应职官内选取”，“太医院系宣徽院所辖，令史人等，若系省部发去，考满同诸监令史，拟正八品，自用者降等任用”。

    大都惠民局初置于中统二年（1261年），受太医院管辖，“掌收官钱，经营出息，市药修剂，以惠贫民”。其称谓、职能与宋朝及金朝的机构大致相同。

    元代太医院掌管一切医药事务，领各属医职，使它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医药管理机构。从太医院官吏的品秩看，普遍高于以往任何朝代。元太医院的隶属机构，按照《元史·百官志》的排序，列在首位的是广惠司。它不仅是太医院下属机构中品秩最高的，也是最有特色的部门。

    明代太医院衙署建于永乐年间，与各部一样，都建在前门内东南角，即现在的东交民巷西口路北附近。明代北京太医院的概貌，在明代史书中并无明确记载。不过清任锡庚《太医院志》有记：“（明太医院）在阙东钦天监之南，西向路东，门有照壁，朱色，立额黑漆‘太医院’三字，随门左右，环以群房，为门役住所。衙内左为土地祠，北向，右为听差处，南向。听差处东北隅有井一、元二、门三。左右旁门二，随门环以群房，北者为肖槽祠，南者为科房，有甬路直接二门。过宜门平台，台右置铁云牌。大堂五间。”我们可以由此一窥明代太医院的概貌。

    太医院的主要职责是受命于皇帝行事。嘉靖二十年（1541年）五月，京师疫疠流行，礼部左侍郎孙承恩上《请九门施药疏》：“具官某等窃惟圣人忧民无所不用其极……伏望皇上敕下太医院，差官督同顺天府惠民药局给散药材。”

    明代太医院下辖惠民药局和生药库，其中惠民药局主要是在太医院的领导下，为京城及周围的民众发放药材和治疗疾病。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五月，京城疾疫流行，孙承恩再次上书：“乞命太医院及顺天府惠民药局，依按方术预备药饵于都民辐辏之处，招谕散给。庶阽危贫困之人得以有济，虽有疠气，不为灾矣。”嘉靖皇帝同意，并规定每年“正月十五日施药于朝天门外以溥济群生”，成为定例。嘉靖三十三年夏，“京师大疫，命发药救之”，惠民药局再次施药救治。

    万历十五年（1587年）五月，京城暴发瘟疫，礼部奉旨“即于五城开局按病依方散药，复差委祠祭祀署员外郎高桂等五员分城监督，设法给散”，太医院奉皇帝命选良医分拨五城诊视给药，“五城共医过男妇孟景云等十万九千五百九十名口，共用过药料一万四千六百十八斤八两”。

    清军入京后接管了明朝遗留下来的官坊衙署，太医院也原地未动，依然袭用。院署内有大堂五间，为主要建筑，大堂后面是先医庙，供有伏羲、神农和黄帝三神塑像。药王庙与先医庙并列，里面供有针灸铜人像。大堂二堂之后另有三堂五间，是坐东朝西的三进四合院建筑。到了清代末期，由于社会动荡和列强入侵等原因，太医院几经变更办公地点，今天我们在地安门东大街还能看到清代太医院最后一处衙署的遗址。

    太医院是怎么搬到地安门的呢？清太医院沿袭明代旧址，重加修葺。直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后，院址被划为俄国使馆，太医院只得借东安门内大街御医白文寿住房为公所。翌年，又移至东安门北池子街大悲观音院为公所。太医院几经搬迁总不是办法，后发现地安门外皇城根兵仗局东有内务府抄产一区，右有吉祥寺空地一段，经与住持协商，在此地另建新署。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开工，光绪三十年（1904年）建成。不过新署面积只有旧署的十分之一。

    太医院除了医政管理外，还负责皇帝平时及出巡时的保健，诸王公、公主、文武内大臣的派医视疾，军队及监狱医官差派等项工作。而每逢京城疾疫流行，太医院往往奉旨承担京城的医治和防疫任务。

    清太医院在五城设有医药局。顺治十一年（1654年），“于景山东门外筑药房三间，由礼部奏派太医院官施医给药”。康熙十九年（1680年），京师瘟疫流行，四月议定，“其饥民内有患病者，应令太医院及五城医生诊视，遣员管理”。六月，“复遣太医院医生三十员，分治五城抱病饥民，以全活之”。康熙二十年（1681年），“设厂十五处，于五城地方，派佥都御史督同五城御史，发内帑办理。施药由太医院奏派，每厂医官、医生各一人”。次年，“改设东、西、南、北四厂，照旧办理，奉旨以为常例”。

    嘉庆七年，瘟疫蔓延到京城，徐绩奏请“饬下太医院检查除瘟良方，配合丸药，交九门提督分发所属，遇有病人即行给与，以免传染”。同治六年，京城时疫再度流行，李德源请依旧例，由太医院拟方，五城散药，以救济众生。    

    乾隆年间在太医院成立纂修医书馆，主持编纂医书。乾隆四年（1739年）十二月甲申，“大学士鄂尔泰奏：纂修医书馆应开于太医院衙门。其总修、纂修、收掌各官，令该院拣派”。乾隆八年（1743年），纂修《医宗金鉴》书成。该书由太医院院判吴谦总修而成，全面简要介绍中医学的各个方面，水平较高，自乾隆时作为医学教科书以后，一直到清末沿用了160多年，对医学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京日报》4.21 章永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