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将我留在老宅

    ■王东

    因为疫情，我被封控在了乡下老宅。35年前，父亲用一万多元建起了它，三层楼的木头梁砖瓦房。从8岁孩童到懵懂少年，我十来年的光景都在这老宅度过。

    一

    老宅老了。房门上的漆已经失去了光泽，门上伤痕累累，这边一个窟窿、那边一条裂缝。地砖和地板是我结婚那年父亲重新贴的，今天看来虽不至于破败，但也不见了光彩。屋顶的灰色瓦片似乎换过一茬，所以尚能挡风遮雨。最顽强的要数后屋的几根主梁，30多年前的木头，依然稳稳地托举着房子，好像把整个时光都凝结住了。

    小时候，我的房间在老宅的第三层，有时候在东边这间，但大多数时候是在西边。老宅的阳台很大，我常常在阳台的角落里晒太阳、读书、做功课。遇到大晴天，我就拉一把小凳子坐在阳台的西边角，背靠着白墙，有时候什么也不做，就眯缝起双眼沐浴在日光里；有时候会看船，透过上下眼皮的缝隙，去瞅东边六里塘里开过的拖头轮船……十来只甚至二十多只，像鸭妈妈领着一群小鸭子，缓缓地驶进我的视野，又缓缓地驶出去。

    跟所有那个年代的老房子一样，我家的老宅前也有一块“水泥场”。小时候，每到夏天的傍晚，父亲就把餐桌和椅子搬到水泥场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露天饭，说着闲散话。

    有一年，年轻的班主任老师来家访时恰逢晚饭时间，我们邀她一起吃饭，她摆手说已经吃过了，然后搬了把小凳子坐到餐桌旁，像邻居一样跟我们唠嗑。我的学习成绩并不佳，但对老师并无畏惧。但那一次餐桌对话后，我不知怎么的突然觉得有必要努力读书了。

    二

    农村的房子与城里的相比，有两个特点：一是居住面积足够大，二是门前屋后通常都有点自留地。我家拥有的自留地大概有三块，其中我最喜欢房子东边的那块“荡田”。所谓“荡田”就是地势比较低洼的田地，遇到汛期，“荡田”会被河水淹没。所以，我们的那块地通常用来种水稻。

    而我喜欢那块地的理由，是那里可以捉鱼。每年汛期，田间的沟壑里都会有鱼虾逗留，我会在田地的出水口按上一张薄薄的铁丝网，等到潮水退去时，就能擒住顺流而下的鱼虾。猎物里，有时也会有一斤多重的大鲤鱼。

    因为我喜欢这些，我的泥水匠父亲就在老宅的天井里给我造了一个小池子，供我养鱼虾。我在池子里铺了一点淤泥，再灌上水，放上一点浮萍，一个颇有生趣的小鱼池就做成了。以当时的条件，这鱼池自然是没有供氧的，夏天的早晨或天气闷热的时候，小鱼们就会浮到水面吸氧，几十张鱼嘴一起发出轻轻的“啵啵”声，反而使整个天井显得特别静谧。

    老宅建成后，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老宅附近的小河边布上石阶，为的是取水用水更加方便。因为这方石阶，我的少年生活也变得愈加丰盈，我在这里钓鱼，在这里纳凉，在这里洗澡，也在这里沉思。泰戈尔说，如果把发生的事情都印在石头上，那么，你就可以在我的每一个台阶上读到许多昔日的故事。我深以为是！

    三

    关于老宅的许多记忆，其实已经模糊。今天，唯一能帮助我记得真切的，仅有几张30年前的老照片，它们被挂在奶奶房间的墙壁上，用一个陈旧的积满灰尘的相框装着，上下各3张，排列很整齐，足见全家人当年对它的珍视。

    拍下这些照片的是我的表姐夫，一个能说会道的生意人。那时他开着一家“孵行”，就是收来鸡蛋孵出小鸡进行售卖。20世纪90年代的农村，能拥有一部相机是件很炫酷的事，而能够留下一张自己的照片更是望而不可及。那天，表姐夫给我母亲和奶奶各拍了两张，拍照时，她们两个人都有些拘束，只直直地站着，唯独我像孙猴子一样爬上了东墙边的桃树，留下了一张人在树上的照片。

    受疫情所困，我在老宅已经待了半个多月。母亲说，自打我工作后，好像从未在家住过那么久。我的老宅老了，但在我的内心深处，这给了我栖身之处和精神力量的所在，依然如故。

    （《解放日报》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