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文艺的经典化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南方文坛》围绕这一重大历史时间节点，全年以“百年叙事”为主题，邀请国内该领域顶尖的专家如当代文学批评的孟繁华、吴义勤、许子东，鲁迅研究的孙郁、阎晶明、郜元宝，戏剧研究的傅谨、杨扬、李继凯，电影研究的尹鸿、饶曙光、杨俊蕾等进行主题创作，全年共编发20篇文章，研究评述我国文艺经典，凸显百年中国文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典化过程。现选摘其中八篇文章如下：

    捕捉“社会大转型”时期的历史诗意

    ——路遥《平凡的世界》创作动因考

    ■梁向阳

    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诞生，与作家的创作动机、思考、表达等分不开。路遥的这部《平凡的世界》是出于怎样的原因创作出来的呢？1991年冬，路遥撰写《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曾笼统地回答过这个问题，“我决定要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作品的框架已经确定：三部，六卷，一百万字。作品的时间跨度从一九七五初到一九八五年初，为求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构思，是不断深化与细化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行为。当路遥头脑中烂熟于心的现实主义创作模式与弟弟王天乐的人生际遇邂逅后，路遥心中的创作灵感就被彻底激活了，他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变化的“历史诗意”，从而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现实主义文学思考。

    现实主义史诗性小说的创作观，契合了路遥的文学理想与人生担当。但是，怎样学习柳青，路遥却又有自己的理解与变化。在《平凡的世界》的核心构思中，路遥则更是强调以陕北农村一对兄弟孙少平、孙少安的奋斗串联起中国城乡社会普通人物的命运。

    一部小说的创作过程，既有偶然性的因素，也有必然性的因素，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自然也不例外。路遥因王维玲不断催促创作《人生》“下部”而引发深入思考；因弟弟王天乐的人生际遇而激发起创作灵感；因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熟悉，而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变化的“历史诗意”，并在不断阅读与对生活的“重新到位”中，进一步深化与细化了创作内容与主题。

    从《有个人》到《李家庄的变迁》：赵树理创作主题的形成

    ■萨支山

    20世纪30年代对赵树理来说，他亲历并见证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动荡、农村的衰败以及乡村知识分子的走投无路，而最终，这种走投无路导致了精神上的极度压抑乃至崩溃。

    从这个角度入手，我们可以解读赵树理30年代的一个重要作品《有个人》，这部作品以令人惊异的准确呈现了30年代中国农村的凋敝衰败，几乎所有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有关30年代中国农村衰败原因的研究结论都可以在这个小说中找到细节性的呈现。

    赵树理打通了30年代（抗战前旧政权）与40年代（抗战后新政权）的隔断，这样他就可以充分地调动30年代的农村经验资源，来写40年代的故事，使之具有穿透性的历史深度，而这样的作品就是差不多半年之后的《李有才板话》。

    从《有个人》到《李家庄的变迁》，形成了一条清晰可见的发展脉络。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条脉络，周扬才会将赵树理的小说放在“现阶段中国社会最大最深刻的变化，一种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中讨论，认为它们是“农村中发生的伟大变革的庄严美妙的图画”。而对于新文学史来说，这样的变化也是从新文学到人民文艺的变化。

    鲁迅的佛性与诗性

    ■孙郁

    言及鲁迅与佛教的关系，自然想起他们那代人的修养，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周氏兄弟对于佛学、佛教都有点兴趣，但他们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故没有留下多少心得之类的文字。鲁迅与周作人对于释迦牟尼的好奇，主要在艺术与辞章领域，余者不过只言片语，不成什么体系。

    我们从鲁迅文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对于中国化的佛教意识的偏离，另一方面是内心与释迦牟尼一些思想的体认和共鸣。在这个共鸣与偏离中，他既深刻地呈现出人间悲苦的图景，另一方面，多了中土化宗教所没有的现代精神。像托尔斯泰无法忍受奴隶制的不平等带来的不幸，鲁迅对于中国文化中的主奴秩序的痛恨，一直伴随一生。他深味人间的苦味，但又和这苦味捣乱，以生命的搏击去拓展荒原上的路。内心的佛音没有把他拽向静谧之地，而是在尼采式的勇往直前里流布了释迦牟尼的某些精神。这精神与现代以来的精神资源汇合起来，给衰朽的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活力。

    我们从其一生的思考和创作中发现，他对于佛教文化的吸收与疏离过程，是新文艺家寻梦的一种奇异的选择。像鲁迅这样的人，你看不到对于先哲的精神简单的复制，却发现与释迦牟尼、耶稣站在了一起。这是作为新文化战士的鲁迅的不同于旧文人的地方，也是新文化最有魅力的原因之一。鲁迅的文字中有着灵动之思，多了释迦牟尼没有的另类意识，苍茫之间，传递的是人间之爱与人性之美。在“大夜弥天”的时刻，这个不倦的行走者，抵挡了无数虚妄、伪善、奴性里的血腥，不熄的是心头的火，以燃烧的爱，显示了精神的澄明。这是鲁迅留给世间弥足珍贵的遗产，于先生的带有温度的词语里，我们体悟到了中国文化新生的热流。

    传统母题的现代书写

    ——写在鲁迅《故乡》发表一百周年之际

    ■阎晶明

    在鲁迅所有的作品当中，《故乡》是影响最为广泛持久、评价最为确定的作品之一，是百年间入选中学语文教材最稳定的鲁迅作品。

    《故乡》是一篇范文。有时候你不得不这样想，幸亏创作了《故乡》，否则，鲁迅作为一个“最会写作文的人”都会在地位上打折扣。然而，事情的另一面却是，《故乡》似乎一直在以“美文”的“样板”存在着。然而，在鲁迅研究界，在鲁迅思想研究甚至小说研究中，《故乡》的地位并没有它在阅读者心目中那么高。这个强烈的反差或许倒是重新解读《故乡》的缘由所在。

    《故乡》之所以成为中学语文教材的常客，一是“故乡”这个恒定的文学题材，二是强烈的主观抒情与故事叙述的结合。其实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说理成分的存在。从范文的角度讲，说理自有好处，因为它方便、准确，有归纳主题的作用和启示意义。

    这就是《故乡》，它破解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一个千年母题：故乡。比起恒定不变的游子心态、思归情结，鲁迅写出了一个回不去的故乡，回去也索然，变与不变都让人无奈，告别了也“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的故乡。这是现代小说在起点上发生的转折，也是从未有过的高度。它也回应了“当下”的社会在变与不变中带来的悲剧与无奈。纵然，固化的不变让人麻木，而苛税、兵匪等带来的改变让其更加不幸。闰土的未来，杨二嫂的今后，更让人担忧。

    破千年之题，解一时之忧，《故乡》的指向相当深远。繁复的结构，跳跃的故事，真切的抒情，密接的说理，让这一短篇小说幻化出百般色彩。说不尽，道不完，却又不失其恬淡的、平和的、素净的情致。它以看得见、说不完的模样，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论夏衍的《上海屋檐下》

    ■杨 扬

    《上海屋檐下》是一部杰作，其杰出的成就表现在对上海1930年代都市生活的独特开掘之功力，以及戏剧艺术的多种新探索上。与曹禺和老舍这些剧作家相比，夏衍的戏剧创作特色鲜明，这种鲜明不在于他创作的文本拥有契诃夫式的“淡淡的忧伤”，而是他的戏剧从根本上区别于曹禺、老舍的写作方式。如果说曹禺、老舍是职业作家，从事的是一种职业写作的话，那么夏衍的社会身份首先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他的写作服从于他的革命事业需要，是一种业余写作。

    《上海屋檐下》作为夏衍式戏剧写作的经典代表，体现了一种独特风格的戏剧写作样式和戏剧风范。其基本范式是戏剧创作与剧作者的人生理想和生活状态处于同构形态，剧作者不是将写作作为一种职业，与其生活处于不同状态的分隔之中，而是将生活与写作处于同等重要，甚至是无缝对接状态。他的工作性质要求他以笔为戈，对敌斗争。他是非写不可，而不是可写可不写，或是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写。夏衍从不放弃自己的左翼立场，也不讳言自己作品的宣传功能。在他的思想意识中，戏剧与宣传在功能上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一部有力的戏剧作品不会因为宣传上是有力的，而在艺术上反倒是虚弱的。《上海屋檐下》说它是戏剧作品也好，说它是左翼文化也好，说到底，是一种文化上的新尝试和新样式。它拓展了戏剧的边界，赋予戏剧以一种新的生命形式与战斗力。

    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很多人对于话剧《上海屋檐下》的解读和理解，是置于一种非常狭隘的党派政治的含义上来进行解读。正是因为过分拘泥于这种狭义政治的理解，一旦形势变换，就觉得再上演这样的剧目与形势不合拍，《上海屋檐下》的舞台命运就不得不终止。相比于曹禺和老舍，1950年代以来，一些人包括夏衍本人对《上海屋檐下》持有一种深深的怀疑态度，这一现象表明对一部经典作品的认识，需要时间来回答。

    文化磨合与歌剧《白毛女》

    ■李继凯 程志军

    歌剧《白毛女》在解放区的诞生，这不仅可以看作是一次汇集了集体组织和集体智慧的文艺创作实践，还可以把它作为一起具有显在的文化磨合特征的文化事件（西方歌剧“中国化”与中国故事“歌剧化”）来看待。

    从政治意识形态的主题界定到大众意识形态的表意策略，歌剧文本渗透着政治话语、民间话语和大众话语的缠绕、交汇甚至是冲突，三种话语营构而起的应有秩序在话语场中进行角力与彰显的同时，其本质上也是在不断发生着碰撞与磨合。

    鉴于此，本文拟从文化磨合的分析视角进入对歌剧《白毛女》的文本阐释，探讨剧本在营造民间文化、大众文化和政治文化过程中留下的生产痕迹以及存有的现实张力，并且试图打破以政治/民间二元对立思维介入文本的解读模式。

    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简略地再看一下它在艺术品格上的磨合特征。从秧歌剧《兄妹开荒》获得边区群众广泛赞同时日起，音乐、舞蹈和戏剧的艺术范式就已在融汇和磨合中显现出富有卓见的创造性。《白毛女》比秧歌剧更进一步，这与歌剧的“翻身”主题以及剧本存在的故事感染力显然分不开，但更重要的是把歌剧这门西洋艺术进行了民族化处理，这种处理不是排斥西洋艺术，而是磨合中西艺术，践行和探索西方歌剧“中国化”与中国故事“歌剧化”。简言之，这是歌剧《白毛女》从集体创作那刻起就坚守的最宝贵的艺术经验，它是大众话语的代言，也是“人民文艺”智慧的结晶，由此也铸就了中外文化/文艺磨合而成的现代品格。

    从走向世界到影响世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

    ■尹 鸿 陶盎然

    电影视听符号的具象性、电影产品的全球流通性，决定了电影是国际传播最重要的文化媒介。中国电影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传播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才成为普遍现实的。在随后的40多年中，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经历了进入国际主流电影节、进入国际主流电影市场、进入国际主流电影工业的三个阶段，在世界电影格局中，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而当下，中国电影则在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的过程中进入了一个试图创造世界“新体系”的阶段。这一变化过程，体现了中国从走向世界到影响世界甚至试图改变世界的过程，既证明了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同时也说明中国不甘于既存的世界体系而试图发挥更大的全球作用。

    中国电影在巩固本土根据地之后有可能通过不同区域发展策略获得更重要的全球地位。当然，这个过程必然是复杂而艰难的，我们要与中华民族复兴的整体历史进程相匹配，既要突破许多习惯性的文化、艺术和美学观念，也要变革和创新限制中国电影视野、活力和动力的体制机制，从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基础上，形成中国电影的全球文化观，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共享的文化价值体系，完成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的转变，创作出更多既具有文化感召力也具有市场占有力的优秀电影。如同世界文学的到来一样，世界电影的时代也会到来。中国电影将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将中国故事转化为世界故事，让世界故事更加丰富多彩、美美与共，从而使中国电影成为中国和世界观众真正意义上共享的“公共财产”。

    影像见证历史，叙事深入共情

    ——中国工群电影的百年历程与经验价值

    ■杨俊蕾

    在类型丰富、题材多样、风格千变万化的中国电影作品序列中，工群电影是特别值得重视并深入分析的影像谱系，原因在于：其一，中国的工群电影全面继承了优秀传统中“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艺术精神，与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工农革命史的进程紧密联系，不仅体现了电影对于现实的积极介入，更是构成了影史互鉴的崇高价值；其二，秉持高度现实主义的中国工群电影是中国电影对于世界电影的独特贡献，既表现出对于世界范围内普遍的劳工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也卓有实效地呈现出了带有中国抒情美感与理想气质的艺术表达；其三，中国工群电影在百年历程中一方面保持着与真实的历史运行同声共气的节奏应和，另一方面也积淀形成了自身的影像谱系，范围广、数量丰，阶段分期历历分明。

    从历史的维度上来看，中国的工群电影基本上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其中，有两个阶段是在共和国成立之前，分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初始期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崛起期。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工群电影进一步成为主流，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根据负载时代任务的差异，可以试分为新兴蓬勃期（1949—1976）、反思调整期（1977—1994），以及国际化特征日显的新世纪新工群电影（2000年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