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你爱过的这个世界。”2020年3月31日,里快先生(李魁,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党组书记)溘然长逝,我写下这句话,与他作此生最后最深情的告别。他走过这一世,像一株巨大的木棉树,深深扎根于大地,仰望日光和星空,不卑不亢,不屈不挠,向他爱着的人间绽放一树火红的热烈。
我曾经在连续不断的失眠中承受锥心之痛,让我更加明白他于我、于我们整个家庭是如此珍贵。从什么时候起,他把一个文学梦深植于内心,并用血泪、苦难和勤奋滋养它成长为后来那样璀璨夺目的姿态?20世纪60年代末往后的十年,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高中学业被迫中断,他返回老家吴家村成为一名民办学校的老师,他的父亲(我的爷爷)以自我了结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而他的母亲(我的奶奶)也在三年后因病去世。理想幻灭、双亲死别的双重打击,很快转化为向阳而生的巨大勇气。70年代初,他调任县城广播站担任编辑,其间被借调至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尽管被一再挽留,他还是在一年后回到家乡,之后很快调任县政府办公室秘书,此后便是他长达30多年的从政生涯。他曾说,命运的鹿砦早已摆好,上帝不过是微笑着看每个人一步步走过时的模样。他与同时代大多数人经历差不多的悲欢,却又有着鲜明的个体差异,不承想,这为他后来独具特色的文学创作风格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养分。
作为当代文坛笔力深厚的作家之一,他涉猎广泛、思维缜密、构思奇特、语言诗意,有着十分卓越的文本叙事能力。家中书房的一整面墙都是书架,我曾笑着对母亲和姐姐说,“这样一个不修边幅的人,对文学的珍爱由此可见一斑”。同时,又想到同行对他的一句评价“粗犷中有着张飞绣花式的柔情”。
让我惭愧的是,同样热爱文学的我,却几乎没有很认真完整地读过他的哪一部小说,他背着双手一边在客厅踱步,一边问我和姐姐:“你们都不看我写的东西?”当时的我们,对此并不以为然,觉得对一个人太熟悉太亲近,就缺了一份想要去深入探究的心思,直到有一次无意中在百度里看到他的完整简介和全部作品,我有种窥见“别人家父亲”的讶异,而我真正感受到他文学创作发生了一次新的质的飞跃,却是在他病逝后。当一本由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先生为之作序的新作《不在名册的村庄》搁置案头,我只是刚读了梗概和题记,便有一种切肤的感受:这是他留给文学世界的最后的心爱之物。此时,距离他刊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整整过去了24年。这两部作品风格迥异,却体现了同一种情怀:对故乡、对农村、对农民始终如一的体恤和疼惜。这种深厚的故土情结,几乎贯穿了他一生的创作。大时代中农村的平凡个体,无论留守乡村或是出走务工,始终是他念念不忘的一群人。这是他的创作基石和根之所在。
读大学时,我一直想问他“写过多少字,才算是一个作家”,却始终没有问出口,生怕显得自己浅薄。如今,他已作古,不声不响。他在不算很长的一生中为中国文坛奉献了长篇小说十部,中篇七部,诗集四部,《里快文学评论集》《里快报告文学集》各一部,短篇小说、散文、戏剧、歌词若干,中篇《神笛》《神祉》《神示》,报告文学《月光流泻霞光飞》,其中,《美丽的红格尔塔拉河》被国家级权威文学机构评定为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全国五百部优秀长篇小说之一,已被译介到国外。每一部都是他的倾心之作。“写过多少字,才算是一个作家”,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好的回答罢。
(《中华读书报》4.6 李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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