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报副刊》的一次阅读推广

    谈中国现代报纸副刊，绕不开孙伏园这个名字。在主持《晨报副刊》期间，他编发了大量有影响的作品，使得该副刊成为传播新文化、展现新文学理念与创作实绩的重要园地。1924年10月，因鲁迅诗歌《我的失恋》被撤稿一事，他辞职离开晨报馆，一个月后受邀加盟《京报》。12月5日，由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创刊，在一个月之内，他就策划出一个重磅活动——向各界名流征集“青年必读书十部”书单。与之“配套”的，还有对“青年爱读书十部”的书目征集——投票来自各地的青年读者。这一阅读推广活动不但在当时的文化界引起很大反响，同时也载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册。

    孙伏园的约稿得到了诸位先生的热情回应，从1925年2月11日起，“青年必读书”的书单开始在《京报副刊》亮相，前后共刊发七十八篇。除提及作者、书名、版本，有人对选入每本书的理由作出了说明，也有人给孙伏园回复了长信，探讨为青年开书单这一话题，还有人在书单旁边的“附注”里，谈了自己的期望：“打破多数青年染受的奴隶思想，洗去多数青年的暮气”；“青年先有稳固的根柢，后来研究什么新旧学问，或译著多种书籍，都可不畏难而退”；“中学程度以上的青年，或升入大学，或为社会服务，要做一个思想和人格健全的国民”……看得出，虽然当年新文化运动已经“落潮”，但知识分子们对于思想启蒙、改造国民性的热忱依旧未减。

    也有人给孙伏园寄来回执，却没有列出书单，比如鲁迅，“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他还是在“附注”中给青年提供了一些读书建议：“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原因在于，“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但除了印度——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又如江绍原，干脆画了一个“×”，并将英文单词wanted（缺少的）写了四遍，如此做的理由，便是“我不相信现在有哪十部书能给中国青年‘最低限度的必需智识’”。他接下来的话说得很不客气：“你们所能征求到的，不过是一些‘海内外名流硕彦及中学大学教员’爱读书的书目而已。”

    开书单的确是吃力不讨好之事，很容易引起争议。1923年，胡适应清华学生邀请开具《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就曾招致批评。在那个年代，思想论争常常很激烈，文人因为理念不同或意气用事也常常在报刊上打笔仗，这次《京报副刊》如此大规模地征集书单，争议更是在所难免。孙伏园持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不但刊发了一些带有商榷、批评意味的文章，且言明“竭诚欢迎这种讨论，只要不涉意气便好，万不得已时即使稍涉意气也没有什么要紧”。比如鲁迅“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观点，引起很大争议，《京报副刊》就选登了一些持不同观点的文章。鲁迅既是孙伏园的老师，也是他编副刊所倚重的核心作者，在这种情况下，面对那些批评鲁迅观点的来稿，孙伏园依然选择将其编发出来，既体现了他作为副刊编辑的职业素养和胸襟，也说明他策划这次在青年中的阅读推广活动完全出于公心。青年是社会中的新鲜活泼细胞，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主要力量，《京报副刊》组织各界名流关注青年的读书问题，实际上也可看作是新文化启蒙在报纸副刊上的一种延续。

    （《今晚报》4.14 寒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