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某区公布了2022年公考拟录用人员名单。有媒体注意到,此次公考竞争最激烈的岗位居然是城管——外交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两名硕士考取了朝外街道的“城管队员”,曼彻斯特大学的一名硕士考取了崔各庄地区的“城管监察岗”,酒仙桥街道的“城市管理执法岗”更是拟录取一名北京大学的博士。
有人认为,无论是北大博士,还是曼彻斯特大学硕士,都属于高学历人才,应该在更重要的岗位上发挥作用,这样的职位“低配”就是一种内卷。也有人认为,在当下就业环境中,有编制、有户口就是上上之选,安全感是最重要的。
在一个社会中,年轻人特别是毕业于一流院校的高学历人才的职业选择,常常预示着一些行业的发展前景。与前几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偏向于互联网、制造业及科技服务业不同,当下的高校毕业生更倾向于稳定的工作。
体制内的工作,常常给人带来相对稳定的生活预期。但当一个社会中的高学历人才在就业中更多将安全感作为首要考虑因素时,那么整个社会的活力与创新力就容易受到抑制。如果说以往,考上名校、获取高学历、有留学背景,意味着能够开阔眼界,更好地施展自身才华,实现阶层流动,获得社会认同。那么,当安全感成为当下高校毕业生职业选择的优先考虑时,我们不禁要问,引导人力资源流向的价值评价体系是否需要进一步的调整。
毛姆在《月亮与六个便士》中,曾有过一段精彩的描写:“我承认这种生活的社会价值,我也看到了它井然有序的幸福,但是我的血液里却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渴望一种更狂放不羁的旅途,这种安详宁静的快乐好像有一种让我惊惧不安的东西。”这是一个对社会有特殊观察的智者之言,愿它能助年轻人看得更远。
(《光明日报》4.15 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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