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桂军是一名资深的疼痛症状管理专家,也是生死学和生死教育领域的资深专家。平日,他除了出诊,就是在全国各地开展各种讲学活动推广生死教育的科普。今年清明前,路桂军为自己策划了一场“葬礼”,真实完整地体验了“死亡”的感受。记者就生死教育的相关话题采访了他。
记 者:除了出诊,您一直在做生死教育。很多家长反映,也很重视生命教育,但当孩子问起“死亡是什么?”之类话题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担心把握不好尺度。您认为死亡这个话题在什么年龄阶段谈比较好?
路桂军:生死教育应该从人有独立意识产生及对死亡有困惑好奇之后就进行正规引导。一般而言,6岁半之前的儿童基本上对死亡没有清楚明确的理性认知,他认为死就是“惩罚”。比如,很多家长有这样的口头禅:“不听话,看我不打死你!”“踹死你!”这会让孩子认为,死和踹几脚、扇几个耳光没啥区别。6岁半后,当孩子形成了独立的意识后,就会知道死亡意味着永远地离开,面对死亡事件如果没有很好地引导,会让孩子的心理产生恐惧,甚至会形成死亡恐惧和死亡焦虑,有时候会伴随终生。比如,我见过这样的人,晚上不敢睡,生怕发生地震;走在路上,生怕被撞……生活中的每一个情景都有严重的死亡恐惧。所以说,我们应该从孩子6岁半开始,就对他们进行理性的沟通和交流,让孩子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以及如何面对。
记 者:在您的儿女成长过程中,您是如何对他们进行死亡教育的?请结合您的家庭教育故事谈一谈。
路桂军:我记得有一年清明节,我带儿子去扫墓。看着周围的坟墓,我对他说:长眠地下的列祖列宗都曾鲜活地来过这个世界,我们将来有一天也会这样。儿子忽然对我说:“如果有一天遭遇了不测,您有什么交代?”这其实也是我等了他很久的话题。“如果我遭遇不测,我全身的器官能捐的都捐了,不能捐的就烧了……”这是具体场景化的生死教育。
除此之外,我还会“策划”一些“话题思考”。比如,有一年我去广州参加研讨会,谈论的话题是疫情下人们对生死的思考。活动结束,我结合家庭的真实情况写了一份“遗书”。得知儿女的状况相对放松后,我将“遗书”分别发给了他们。
记 者:他们收到微信后有什么反应?是不是被吓了一跳?
路桂军:远在国外的儿子给我打来了越洋电话。电话那头,他很紧张地问:“老爸,你现在在哪?你到底有没有事?”我说,爸爸什么事都没有。因为爸爸做生死教育,见到了很多中年人突然遭遇不测后,他的孩子突然变得很懂事,但懂事得让人心疼。因为这是一种“被动成长”。我希望孩子们能“主动成长”,所以就给你们写这个信。
记 者:虽然知道是“情景教育课”,他们俩认真看完“遗书”后,内心有没有思考?
路桂军:我问他们如果这是真的,将怎么办?儿子很严肃地对我说:“如果这是真的,我首先要处理安排好手头的事情,然后马上买机票回家。等家庭的事处理完后,再看看还能不能接着上学……”姑娘说:“如果真是那样,我今后要勤工俭学,自己挣钱了……”
令我欣慰的是,我看到了孩子们在面对这个话题后真实的心理反应和他们的家庭责任感。让我看到万一遇到这种情况他们是有所思考的。而且,自此之后,我发现孩子们的责任心更强了,开始了“主动生长”。
我们经常说“三观要正”。做了生死教育后我发现,人首先要有人生观和人逝观,然后再用世界观和价值观来填空。谈死是为了更好地生。我们只有把“死”这个环节谈透以后,“生”的空间才会更有意义、更具理性。所以,死亡教育的真谛,其实是爱的教育,让我们更加热爱自己的生命,珍惜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
(《人民政协报》3.30 张惠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