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做个西洋人说中国话”

    闻一多著《唐诗杂论 诗与批评》中强调，中国的新诗，“不要做个西洋人说中国话”，也不要人们误会“是翻译的西洋诗”。他还针对当时对所谓“新”的就是西方的，这一普遍存在的偏狭的理解，一针见血地指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根本原因在对于新诗意义的理解差别问题。在闻一多看来，新诗当然是新的，但这种“新”，“不但新于中国古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它不要做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它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尽量地吸收外洋诗的长处；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

    闻一多对时代之精神和文化使命的认识与把握，是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语境的。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中国文化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封建旧文化的腐朽性日益暴露。整个社会陷于一种异常严重的文化价值失范境地，知识分子的精神信仰发生严重的危机。呼唤新的文明，成为近代中国在社会与文化理论需求上的迫切主题。而重建中国的文化传统，重建中国的道德价值秩序，从根本上克服中国文化精神的危机，自然也就成了五四以来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呼唤中来到中国，它顺应了当时中国历史文化潮流，以其巨大的理论穿透力量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并在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批判与分析中掌握了中国的命运。马克思主义消解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矛盾心理，满足了他们试图从西方文化中寻找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救国良方的希望。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旧知识分子寄望的西方梦破灭的产物。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力量，中国的先进分子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了胜利。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但不可否认的是，五四以降，在中国文化各领域几乎都存在着话语系统和知识谱系方面的“以西释中”“以西套中”“以西代中”的尴尬状况。闻一多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之一员，从诗歌创作的维度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情况，也充分意识和把握到了中国历史文化潮流及其时代主题，他呼吁新诗人要不忘我们的“今时”同我们的“此地”，这样创造出的作品才既不同于今日以前的旧艺术，又不同于中国以外的洋艺术，才是我们翘望默祷的新艺术。他的呼吁，正是从诗歌创作方面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历史使命和文化任务作出的初步思考和回答。需要指出的是，闻一多1923年提出的对于新诗的理解和创作法，和毛泽东在1964年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可谓不谋而合，如出一辙。不仅如此，他提出的“不要做个西洋人说中国话”，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话语的建构和转换，同样也具有指导意义和当代价值。

    今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也多少存在着话语形态的疏离，即“西洋人说中国话”的情况。不可忽视的是，马克思主义也是在西方文化背景和土壤滋养中产生的，有着自身的文化致思趋向和品性，在马克思经典作家思想中，蕴含着深刻的西方文化基因和启蒙精神。因此，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使之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鲜明的民族特色的过程中，同样有一个话语建构和转换的问题。过去我们在这方面重视和研究不够，这恰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要努力探索和解决好的历史课题。

    （《学习时报》3.21 张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