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故乡

    ■凸凹

    奈保尔出生在特立尼达的一个小镇上。这是一块主要从事农业的小小的殖民地，人口稀少，文化稀薄——殖民地文化、亚洲移民文化及衍生的次文化，似有似无，还彼此隔绝，用奈保尔的话说，就像是一个“被移植来的非洲。”这里的人只有一小部分受过教育，而且是以有限的本地方式，便感到，他的未来几乎就是一个“死胡同”。

    然而就这么一块不毛之地，居然有一个写诗的人，而且当他薄薄的一本诗集出版之后，还有几个人聚集在一起，认认真真评价一番。荒蛮之处，居然有“思想生活的守护者”，这让奈保尔惊异不已。他觉得，文学是无路之处的路，与遥远的远方连着。

    帕斯捷尔纳克也出生在一个小地方——莫斯科郊区的一个叫别列捷尔金诺的小村庄。黄土漫漫，枯枝层层，林间空地上，马车好像自己在走，因为刻板而恒定的生活，让马车夫选择了昏睡——闭塞与小，剥夺了歧途。然而他的父亲在打理好庄园之后，还钟情于画画，后来居然还有机会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画插图，也因为这层关系，还结识了德国现代派诗人里尔克，以至于有了偕帕斯捷尔纳克到火车站为其送行的场景。

    我的出生地更是狭仄，四面大山顽强地纠结在一起，抻出了巴掌大的一小块平地，赶羊的人在那里歇歇脚，把一根枣木拐杖插在那里，走时遗忘了。第二年他又走到这里，发现拐杖居然发出新芽，便把一家老小带过来，安了家，便衍生出一个小小的村落。这就是我文字里经常出现的那个“小垭”。垭，一个状形的字体，喻大山匝着的一小块平地。小垭真是咫尺之地，村东有一爿石碾，村西有口山井，村里人在二者之间循环往复，从不知山外事，也不想知山外事，就这样自生自灭了。

    然而当支书的父亲到山外开了一次会，居然还带回两本《房山文艺》，一切就不同了。那是县文化馆的一个人散发到会场上的，不少人都扔了，而父亲出于怜惜，随手装进他的干粮袋里。书册里的风光开了我的蒙昧，才知道山外的世界五彩缤纷、无奇不有。心中便生出大忧伤，感到如果一辈子活在小垭里，还不如不活。便生出一个向外飞翔的欲望，隐忍贫寒，潜心苦读，缓慢而真切地飞出山外。后来去拜访那个散刊物的人，看到那个人戴一顶米黄的鸭舌帽，面目黧黑，无灵光样相，但是，却在别人的心中播撒了灵光，感到文学真是一种类似羽翼的东西，轻，却可以致远。

    奈保尔幸运的是，特立尼达那个地方不仅有写诗的，而他父亲居然就写小说。父亲努力把身边的事情都装进他所认为的“短篇小说”。但父亲的文学一辈子都在低地徘徊，影响从来没有跨过本地域的那排由庄稼编成的栅栏。日子的凡常，生活资源的稀薄，笔底生出波澜是很难的，便刻意地设置“巧妙的结尾”，终至让人感到虚假、可笑。但是，在奈保尔眼里，这是一种“伟大的悲壮”——因为父亲的努力，让他懂得了“何为文学”以及文学背后的艰辛。更重要的是，即便是他到“别处”去寻找生活，文学坐标也对应着特立尼达的生活，便避免了“轻浮”与“精神的漂泊”。

    帕斯捷尔纳克也有自己的幸运。他籍籍无名时，正巧遇到了鼎鼎大名的马雅可夫斯基。后者的意气风发、激情四射以及《列宁》《穿裤子的云》发表后，莫斯科街头争相传颂、群情激奋的情景，让他感受到了文学的崇高及伟大——“文学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人们的思想和生活、甚至是社会生活。”所以他坚定了“为文学而活”的信念。到了后来，苦难与岁月，终于兑现了对他长期的忍耐理所当然的奖励。

    最后，自然要谈谈我的幸运。我的幸运在于，在我本能地亲和文学的时候，我身边的那几位一直被城里人小觑的农民出身的作者，在发表单篇作品都很艰难的情形下，居然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这提升了我的信念，甚至诱发了我的野心，所以，我能走到今天，文学的动力是家乡人所予。但是，他们的步伐虽然一刻也没有停顿，至今却只有半只脚迈进了京城。因为他们虽然拥有沃土，但在任何时候，都不曾主动接触外面的世界，他们信奉的是，自己的世界就已经足够了。因而便缺失了想象的能力。同时也没有建立主官批判的立场——有魅力的事物，未必合乎道德；文明的存在，常常缺乏趣味。他们总是非白即黑，非彼即此，不敢想象，事物的真相，往往在不黑不白、不此不彼之间。

    从蒙田那里我也得到了一个会心的意象，即：坐行者。读书人，也是行者。以“坐”的姿态，纵览历史，游历天下，阅尽万物，饱识人生况味，就是拥有了大生活了。读过了能够读到的古今中外的世界名著之后，气运丹田，胸装万象，便不再以农民的出身为鄙，也不再以用这种方式接触外界世界为非，且心中有了一种盈满的自信与豪迈——峰巅如何，不过是大地的皱褶而已。

    (《大在小处》 甘肃人民出版社202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