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清干部”在基层

    从2015年到2021年，上海一共为党政机关和基层单位招录了1143名选调生。其中，北大和清华的学生占相当比例。 

    他们被首先安排到村、居锻炼一两年。少数直至定岗，仍留在街镇，成为基层岗位上的螺丝钉。一位组织部门的领导说，这是上海选调生招录中重要的制度设计，是为了让年轻人把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系在离老百姓最近的地方。

    蚂蚁的力量

    最初在陈新魁的眼里，选择进入浦东新区康桥镇，就是选择做一只“蚂蚁”。    

    2017年，陈新魁从清华大学毕业。“当年上海有100多个岗位可供选调生报考，其中八成在市级机关，两成在区级机关。如果我没记错，基层岗位只有两个，康桥镇和枫泾镇。”陈新魁选了去镇里，成为当时北、清二校报考上海选调生历史上，唯一留在基层岗位的人。    

    等到2020年林垟钵入职浦东新区高东镇担任规划口一名基层干部时，可供选调生选择的基层岗位已经明显变多了。  

    但人的观念一时很难扭转。在选调生的考场之外，“北清人”的择业观念从家长们口中无意间传递出来。“‘孩子怎么能去基层，最差也得进区级机关。’很多家长这么说。北、清、复、交的学生，他们的身份优越感摆在那儿。”奉贤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黄军华表示。    

    “我们这一届里，但凡入选市级、区级机关的选调生，基本都入职了。而入选街镇岗位的，多数都放弃了。”林垟钵说。据不完全统计，清华大学目前在沪的选调生里，主动选择基层岗位的占比不足10%。事实上，没有一个“北清人”在走出校门以前真正了解“蚂蚁”的分量。林垟钵说，“身边的同学大都觉得，基层工作等同于鸡毛蒜皮，更担心选择基层岗位后干不了什么事情，万一日子过得很闲怎么办。”

    还有一种忧虑更实际：“本来街镇一级的职数就少，职级晋升又有隐形年龄门槛，一旦扎在基层，就怕一辈子都升不上去。”要知道，选调生常常是万里挑一。“特别是上海的岗位，动辄有数万人报名，面试过后却只留下个位数，还要参加差额实习考核，过五关斩六将进来了，谁甘心一辈子做一个小兵？”一位选调生如是说。

    基层之于“北清人”是陌生的，反之亦然。林垟钵刚到镇里时，收获最多的他人评价是“浪费了”。    

    “他们可能是出于对我的‘同情’吧，但无意中造成了我的负面情绪。”林垟钵也曾当面反驳：“我不觉得浪费，到基层也是一种学习。”但话说出来，又恐显得“很假、做作”。“其实我只想让大家忘掉‘清华学生’这个标签。”    

    不少上级单位也觉得，“北清人”理应在更高层级的平台上发挥作用。采访中就有一些选调生表示，曾在基层轮岗不足两三个月，便被抽调回机关。“北清人”下基层便是“屈就”，仿佛已成为一种社会性心态。    

    然而，上海基层不能没有名校生。基层是上海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诸多工作的创新策源地，更是诸多政策落地实践的先导，急需智力赋能。为此，组织部门近年专门出台了相关办法，明确上海选调生在定岗前均须先进入村、居挂职锻炼，且务必确保挂职的时间与成效，在实践中融解观念隔阂，理解真实的中国社会。

    微观的真实

    北大毕业生沈仲凯的2021年，是在普陀区一个老旧小区度过的，确切地说是一个工人新村，这是他作为选调生第一年的锻炼场。小区是半开放式的，一条无名路横穿其间，路边有早餐铺、理发店、宠物店，甚至还有殡葬一条龙。“就和我们（基层干部）的工作一样，从生到死全都得管。”    

    有两个邻居闹矛盾，在居委干部上门前，他们已经打过一架了。沈仲凯听了一上午，原来是因为合租产生的水费计算问题。“其实就差几块钱，我恨不得自己把钱垫了。”

    小区要进行住房改造，这本是好事，却出现了不愿参与的“钉子户”。沈仲凯跟着居民区书记上门做工作，每次都要排兵布阵一番。“等下你先说什么，我怎么帮腔，怎么攻他软肋，事先商量好……”即便如此，快嘴磨不过硬骨头，直到沈仲凯结束挂职，仍有人“钉”着。    

    “算是知道了基层工作的难处。”沈仲凯说，“他们手上一没钱，二没政策，还得想出办法摆平老百姓的事，甚至让老百姓认你这张脸，卖你这个面子。‘群众基础’真不是句空话。”    

    刚进入奉贤区五四村挂职的头两个月，北大毕业的选调生卞海洋被表格淹没了。“综治得交一个表，卫生也有一个表，再说农业、规划，都得弄啊……”填表格的间隙，村民闯进来了。“老百姓才不管你官大官小，看见办公室门就进。开村民大会，也不是你在上面讲，他们在下面听，都是直接站起来质问，为什么你要修这条路，为什么不给我们换路灯……只能直面矛盾，回避不掉的。”

    卞海洋还见过村里的上访户。“一个老太太气冲冲来了，我们村干部一把上前搂住，搂着说了半个多小时，她情绪才缓和下来。”

    卞海洋在北大学了5年公共卫生，第一次到基层防疫，几乎要在“百思不得其解”中窒息了。“我去配消毒液，一个大姐把加湿器搬过来，来，把这个也灌上……去现场消毒，按规范流程消完毒还不行，必须大量喷洒，只是为了让人闻见味儿……”卞海洋一度怀疑自己受到的科学教育就要在基层崩塌，一遍一遍上前制止、纠正这些不科学的做法。

    但最近他释怀了，“科学之外，还有人情和习惯，得尊重。”

    标签和机会

    卞海洋正摩拳擦掌要为村里做点儿什么，却一只脚卡在语言关上。“说实话，上门走访难度很大，我一个四川人，根本听不懂村民在说什么……雇个翻译？村干部出门总带翻译，说不过去啊。”    

    陈新魁选择定岗基层后，就把学语言提上了日程。“在基层，你没这个（本地方言），老百姓立马就不想搭理你了。”陈新魁有意识地抛下自己的“母语”福建话，还订阅了不少有关浦东方言的公众号。“跌跌撞撞也这么过来了，就拿它当个‘二外’来学。”    

    上海的选调生里，以外地生源居多。然而语言带来的阻隔只是暂时的，身份特性引发的距离感、疏离感，才更需要调试。

    林垟钵是清华学生的消息在挂职的村里不胫而走。“居民面上不说，背地里却知道你在这里干不长久。还有人直接问，大学生，你什么时候调上去？”    

    卞海洋每次做自我介绍时，对“北大”二字唯恐避之不及，身边知情人却总是献宝一样把他推出去。“这时就能明显感觉到，你们站在一起，距离却拉得老远。村民就算愿意跟你反映情况，末了也要加一句，咱们今天就算认识了，以后你去市里了我还找你办事……”    

    这或许是名校生在基层的特有待遇：总有人问你父母是干什么的，怎么培养教育的孩子；有没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要不要帮忙介绍一个；还有人劝你千万别在基层干，这里没前途的……可当你做错事，这种“特殊待遇”就会露出它的背面来，变成“特别要求”：这也弄不明白，还是北大的呢！清华学生也不过如此……总之，容错率极低。

    “自从他们习惯了我也有无用之处，大家越来越拿我当自己人了。”卞海洋说。最近有一次，因为把真花错认成了假花，他成了大家玩笑的对象。还有一次，他被派去补一块残破的工地围挡。“整整耗一个下午，办成了一件事，那时候我觉得自己真是个基层干部。”    

    陈新魁也有他自己的应对之道：“姿态要越低越好，功劳要归给组织，错误要主动承认……你必须努力让自己成为基层的一分子，才能摆脱名校标签对你的束缚。”    

    但话又说回来，标签并非全然不好。在上海基层，背着一个“北清人”的身份，常常像是高人半截。“自从到了镇里，有什么活动、比赛，领导都会说，‘叫那个清华的去’，陆陆续续也有了很多证明自己的机会。”林垟钵说。

    （《解放日报》3.18 杜晨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