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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福利社会的模式较为复杂，大致有三种模式：
一是自由主义福利体制，更多强调微观主体的贡献与责任，企业和个人缴费的社会保险在这一模式中起重要作用，以美国、加拿大、日本为代表。
二是保守主义福利体制，奉行强制性的国家社会保险，但附有严格的领取条件。个人的阶级地位、工作种类、参保年限和劳动表现，共同构成享受福利的资格条件。这一模式以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为代表。
三是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政府为居民提供项目较为全面、对象较为普享、较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即典型意义的“从摇篮到坟墓”，其资金来源主要是高额税收。这一模式以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为代表，如丹麦、瑞典。
在不断的改革变化中，上述三种模式也呈现出混合态势。但不管是从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来看，还是以中国学者的访学观察而言，近年来西方福利社会纷纷出现“高水平停滞”，面临着几大考问：
选择“免费”还是选择效率——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像英国这样大部分医疗项目实施“免费政策”的国家，其就医效率并不高。大量需求与有限资源的不匹配，造成排队看病等待的时间成本过大，难免导致一些民众的疾病恶化，错过了早期发现治疗的最佳时机。
心态“平和”还是福利依赖——在“不急不忙”的平静表象下，西方福利社会的矛盾早已暗潮涌动。比如，一些劳动者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缺乏精进意识和动力；由于不工作的人领取的社会福利比底层劳动者多，导致产生“福利依赖”，“好吃懒做者”数量不断增加；有的年轻人选择主动失业，甚至催生出靠生孩子致富的“单亲妈妈”群体。与此同时，兢兢业业的工作群体，却要缴纳高额的税收。这种“劫勤济懒”的不合理分配，导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激化、社会排斥问题加剧。
生活慢节奏还是赤字快增长——无论是高税收，还是保险金，都需要企业和劳动者来承担。久而久之，难免打击企业家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以及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从而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创新活力。
正如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学者伊恩·高夫所指出的，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而后又形成了新的、日益明显的矛盾。在高福利的沉重包袱下，要么消耗上几代人积累的家底，要么超前消费下几代人的劳动，要么借外债花别国的钱。一旦出现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或者“灰犀牛”“黑天鹅”事件，面临的恐怕就不仅是发展缓慢问题了，而是倒退和衰败。
西方福利社会的经验教训也在警示我们，要注重平衡好经济发展与福利增长之间的关系，跃进式地提高福利水平不可能也不现实。
（《解放日报》3.22 孙宇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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