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的诗性言说

    编者按：研究《文心雕龙》的诗性智慧，有重要意义和价值。从理论意义上来说，回到古代文论的诗性语境，理清《文心雕龙》的民族根性、流变脉络及文化品质，探究其民族特色生成的诗性源流，在中西文论平等对话的前提下坚持本土文论的精神实质和诗性所在；从现实价值来说，现代社会中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也一定程度上面临挑战。我们于文学上留恋诗性，时代召唤民族特色，这也是关注《文心雕龙》诗性智慧的人文情怀和现实立足点。本文是赣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常务理事吴中胜在赣南师范大学“国家一流专业建设讲坛”上的演讲。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论的经典著作，其思维结构和话语方式最富于民族特色——理性与诗性相结合。《文心雕龙》的诗性智慧是由中国文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所决定的。中国文化极富诗性特质，《文心雕龙》承载着中国文化的诗性基因，无论在文化资源、思维方式等深层次上，还是在言说方式、话语范畴等表面层次上，都弥漫着浓厚的诗性智慧，主要体现在诗性之源、诗性文体和诗性言说这几个方面。

    所谓“诗性之源”，《文心雕龙》的开篇《原道篇》，面对“河图”“洛书”这些“玉版金镂”“丹文绿牒”，刘勰自问自答地说：“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对于“人文之元”进行了玄理与诗意的拷问，认为极妙的“神理”主宰着天地之心、万物之文。他的回答空灵活泛，给我们无限遐想的空间。对于《文心雕龙》的诗性智慧，我们也要问一句：“诗性文心，你从哪里来？”《文心雕龙》的诗性智慧当然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它是千百年来中国古代先民们生产、生活经验的积淀，是中华文化自古就有的诗性禀赋的浸染，诸如阴阳五行、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这些诗性文化因子继继绳绳、代代相传，被刘勰吸纳而化成文心文理。

    所谓“诗性文体”，《文心雕龙》探讨的文体涉及范围很广，大至军国大事，如《祝盟篇》《封禅篇》《檄移篇》所涉及的文体，小至平常日用，如《书记篇》提到谱、籍、簿、录、方、术、占、式、律、令、法、制、符、契、券、疏、关、刺、解、牒、状、列、辞、谚等。可见，在刘勰心中，文学与生生不息的天地同在，与生机勃勃的大自然同在，与日新日日新的人文世界同在，天文、地文、人文抑或声文、形文、情文，归根结底都是“道之文”。在刘勰看来，文体无论所涉范围大小、地位轻重，每一种都根源于久远深广的文化积淀，都附着有生动鲜活的诗性文化气息。文体即文化，透过文体的生成、运用和文体特征分析，我们可以管窥其中蕴含的久远的诗性文化气息，可以领略到历代文人传承和发展诗性文化的生动景象。这里有诗、乐、舞不分的原生语境，有祭祀等原始宗教文化的印迹，有兵戎、铭刻记事、官府行政的早期形态，总之，透过刘勰“体大思精”的文体逻辑体系，我们可看到《文心雕龙》承载着民族文化的诗性光环。

    所谓“诗性言说”，刘勰用生动的言辞曰：“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文心雕龙·丽辞篇》）生动的言说不仅言辞要漂亮，而且生发出“意”和“韵”来。限于篇幅，本次讲座主要围绕《文心雕龙》的诗性言说展开。我们主要从文论的生命化、以水喻文、金玉之喻、五官体验性等几个方面来谈《文心雕龙》的诗性言说。

    生命化

    对天地万物生机勃勃、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赞赏和向往，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而贵生乐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牟宗三认为，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学问”。这种贵生乐生的文化精神，来源于中国文化久远深厚的“万物有灵”观念，这一观念在中国文论中广泛存在。

    作为六世纪以前中国文论的集大成之作，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大量存留着这种文化观念。《文心雕龙·原道篇》开篇就说“文之为德”“与天地并生”。把文学与生生不息的天地万物联系在一起，就是这一文化观念的具体体现。在刘勰心目中，天地万物都是生命的存在，与人类文化学所谓的“万物有灵观”有妙合之处，这是富于诗性智慧的生动体现。

    在刘勰心中，天地有“辉光”“神理”在。《文心雕龙·序志篇》：“肖貌天地”“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把日月比作上天的耳目，把风雷比作上天的声气，这正是维柯所说的“把自己当作衡量宇宙的标准”的诗性思维。在这里，上天像人一样，是一个活泼的生命体。刘勰认为，人与天地自然，是一个情感互赠、心灵互通的过程，所谓“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既然万物都有生命的精灵，那么作为万物之中最富灵性的文学，继而到最富文学意味的中国文论，其生命化就在情理之中了。

    钱锺书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把文章看成我们自己同类的活人”。《文心雕龙》的生命化，突出表现在概念术语及思维方式等方面。从概念术语来说，关于人体的基本术语，身外细到毛发，体内深及骨髓，大致都可以在《文心雕龙》中找到。比如“脉”这一概念，《文心雕龙》就有两处用到：“内义脉注”“义脉不流，则偏枯文体”。血脉是人的生命线，也是文章的生命线，所以要求文章血脉贯通，不能堵塞，否则，不通则痛，把文学当作一个义脉贯通、血液畅流的生命体。

    建立在基本概念和术语人化基础之上的《文心雕龙》，其思维方式更能反映其生命化的倾向。以整体思维观照文学，也是《文心雕龙》的一贯理路。刘勰视文学为生命有机整体，在文学与天地万物的关系上，刘勰认为，“文之为德”“与天地并生”。这样看待文学，才真正把握了文学作为人学的精神实质，才真正把握了文学与天地万物血肉相连的精神纽带，也才真正秉承了人类自从原始社会就有的物我不分的诗性智慧。

    以水喻文

    春秋时期老子谈“道”，玄妙之极、无形无名也无法言说。有意思的是，老子还是想方设法用人们最常见的“水”作比，让人们去体道悟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德经》第八章）这样，本来无法把握的“道”虽不可言传也大体不难意会了。中国文化根植于深厚的农耕文化沃土，古代中国人对水有更深切的理解和体悟。《文心雕龙》以水喻文，就是这种理解和体悟的反映。

    文学艺术和山水之间本无瓜葛，但在刘勰看来，文学艺术和山水虽异质而同妙，所以《文心雕龙》中有许多以山水喻文的言说。如以“山川焕绮”“泉石激韵”原文章的自然之道；以“水性虚而沦漪结”来说明“文附质”的道理；以“川渎之韫珠玉”“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比“隐之为体”；以“酌沧波以喻畎浍”喻“圆照之象，务先博观”的文学鉴赏道理；以“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讽“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位卑多诮”的不公平社会；以“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喻文学“与世推移”的关系等。

    其中又有许多文论范畴、概念如“源”“流”“清”“深”“浅”“渊”“浮”“滥”“润”“溢”“游”等，都是把文学艺术拟水化的暗喻，毫不夸张地说，关于水的基本术语，大多可以在《文心雕龙》中找到。假如孤立地看，这些片言只语似乎随意性很强，不足挂齿；然而我们一旦把它们集中起来，就不难发现这并非随意巧合，而是反映了一种极富民族特色的思维路向和文学观念，即把水的存在状态，作为文学艺术结构形式的象征，即“以水喻文”。

    《文心雕龙》从艺术构思、文学风格到审美批评等系列流程都有“以水喻文”的体现。艺术构思上，文学家们要得“江山之助”，投身于大千世界千山万水的怀抱之中，从中获得山水灵气和创作的冲动，“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水给人们无尽的创作灵感和思想启迪。《文心雕龙》以水喻文，反映了刘勰对自然美的追求，对行云流水、天地运化之妙境的向往，反映了刘勰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与山川自然、天地万物之运行相呼应相沟通的思想。水德与文道相近相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刘勰看来，有某种奇妙的“神似”。文心通水机，文与水，形虽异而心机同。

    金玉之喻

    金，从大自然矿物中提炼出来的一种金属；玉，只是自然界中一种漂亮的石头而已。用许慎《说文解字》的话来说，“玉，石之美”。但在古代中国文化语境中，金玉却被赋予特有的文化品格，成为珍贵永恒价值、至尊至上人格的象征。基于古人漫长久远的金玉崇拜文化语境，《文心雕龙》也喜好以金玉喻文学，许多地方直接用金玉或相关字眼。文学的雕刻琢磨、至尊地位、永恒价值、伦理法度、人格精神等，都可以金玉的特质来作比，从而形成以金玉喻文的独特言说方式。

    《文心雕龙·原道篇》谈到人文之初时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近乎神话的人文诞生故事，竟然与金玉有不解之缘。这样说来，金和玉是中国最古老的书写材质，参与了古代中国最初的文化建构。在古代中国文化语境中，金玉是可以沟通神灵的；而在古代中国文论的语境中，金玉则是至尊至贵品格的象征。古代中国文化的言说方式中，有一种普遍现象，这就是，凡是世间珍贵之物，都用“金”“玉”喻之。如“镕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刘勰常用镂金雕玉的生产经验来比喻文章写作，具体体现在生产用词的直接移用和相同的精神追求两大方面。生产用词的移用，显而易见的是“雕”一词。“雕”字本字为“琱”，《尔雅·释器》：“玉谓之雕。”又《说文解字》：“琱，治玉也。”可见，《文心雕龙》书名用“雕”字，有玉生产的文化烙印。《文心雕龙》大量用“雕”一词比拟写作。“雕琢”本是打磨玉器的生产用词，却与文学写作相联系。文学写作，遣词造句，一如一块原生态粗糙石料，经过精雕细刻，却成为人们赏玩珍藏的玉器。

    《文心雕龙》以玉喻文，更重要的当然不是前述词语的使用，而是相同的精神价值追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永恒价值的追求。因其自然品格的不易变质性，金玉成为后世价值永恒的象征物。人生的永恒价值，是刘勰的不息追求。刘勰说：“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人生有限，文章不朽。生命脆同草木，声名超越金石。刘勰用金玉比文章声名，金玉价值永恒，文章声名流传更久远。（二）完美境界的追求。古代先民们对于玉的打磨、雕琢，体现的是对至美境界的不断追求。《文心雕龙》中的以金玉喻文，也体现了对至美境界的追求。刘勰对于完美作品、美好事物，也常用金玉作比。如“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金相玉质，百世无匹”等。《文心雕龙》褒扬美好的事物用金玉，批评不足或有欠缺的事物则用“瑕”“玷”，原意指玉的斑点。一正一反，呈现的都是玉器生产经验和审美体验。正是基于浓郁的金玉崇拜文化传统，刘勰喜好以金玉喻文，把文章写作比作镂金雕玉，以金玉至尊至上品格比拟文学创作的完美追求。

    五官体验

    《文心雕龙》从范畴概念、话语方式到思维方式，都有很强的感觉体验性。

    《文心雕龙·总术篇》云：“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这里的“视”“听”“味”“芬芳”等概念，原来是人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的用语，今引之以论文，似乎文学也视之有色，听之有声，品之有滋味，闻之有香臭。这种五官感觉用语的化用及其思维的体验性最富于原始感觉，也是最富于诗性特征的。

    眼睛是人最重要的感觉器官，外部大部分信息是通过视觉被人感知的，刘勰正是通过观察天文地理悟出文学之道，《原道篇》就是通过“丽天之象”和“理地之形”来体悟“道之文”，这也是刘勰所谓的“形文”，这是基于视觉体验的文象。天地万物千变万化，人的视觉体验也丰富多彩。基于道通万物的诗性思维，古代先民们自然把对万物的视觉感受转移用来比拟文学，于是文学也有形有色、有疏有密、有肥有瘦。

    人们的视觉审美往往比较注意醒目、突出者，所以出类拔萃的作家、作品自然引人注目，评论家们也往往褒奖有加。例如，刘勰多处用“颖”一词称道作家。如“根盛而颖峻”“贾谊才颖”等。颖，就是事物最突出的部分。多彩亮丽的颜色往往招人喜欢，所谓“辩丽本于情性”。《文心雕龙》频频出现“丽”一词，并专门有《丽辞篇》。《体性篇》中所谓“八体”之中就有“壮丽”一体，其尚丽意识是显而易见的。刘勰推崇“丽”是有原则的，他提倡“雅丽”“清丽”“丽则”，反对过度的“丽”，即所谓“淫丽”“巧丽”“靡丽”“绮丽”“缛丽”“诡丽”等。

    与视觉体验相比，《文心雕龙》中的听觉体验也很丰富，我们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尚“响”意识。刘勰要求，文学作品用字造句铿锵响亮，《文心雕龙》多处用“响”一词，特别提倡所谓“正响”：“淫辞在曲，正响焉生”、“黄钟之正响”，即黄钟大吕之音。刘勰提倡大雅之音，一种充满人间正气的声音，而不是靡靡之音、俚音俗曲。其二，和韵意识。刘勰提倡“中和之响”、“宫商大和”“瑟柱之和”、“折之中和，庶保无咎”等，都是这一意识的具体体现。

    味觉方面，《文心雕龙》把人们日常生活的饮食体验与人们品读诗文的精神体验相结合，使“味”一词既有日常生活的生动体验性又有精神体验的超越性。“味”范畴的主要内涵在《文心雕龙》中都有表现，如《宗经篇》认为五经“余味日新”。其他如“信有遗味”“吟咏滋味”“精味兼载”等，总之，刘勰希望文学作品要含义丰富、余味无穷，所谓“味飘飘而轻举”是也。

    除了以上视觉、听觉、味觉体验之外，《文心雕龙》中还有其他感觉体验。如“佩之则芬芳”“情采芬芳”“《七略》芬菲”等，其中“芬芳”“芬菲”就是嗅觉体验的用词。文论还经常用软、硬、细、粗、轻、重、尖、锐、钝、平等词语，这是触觉体验用语的援用，就不赘例了。总之，《文心雕龙》五官感觉词语的化用可以说是感觉体验性和精微性的完美统一。

    （《光明日报》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