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商战中的传统重商思想

    当林则徐打算用茶叶、大黄抵制英夷时，他已有了商战意识。《南京条约》后，中国开五口通商，刺激了中国人的商战思想。然而，思想的来源及其思维方式，都来自中国传统，是一种传统的本能反应。受了外来刺激，不约而同，用传统来回应。

    有人向提出“商战”思想的郑观应问到：“书中皆言时务，何以首列《道器》”？郑回答说：“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而非孔孟之长经也。”看来他坚信中国传统思维的对立统一，不管“权术”与“常经”性质怎样不同，“富强”与“孔孟”有多么不合，只要入其范式，对立性就自然消解了。当然，这只是一厢情愿，事实是作为“富强之权术”的资本主义，与作为“孔孟之常经”的儒教，很难以制度化的方式同构，但有可能出现儒教资本主义，儒家事功学派，原本就有重商主义传统。

    五口通商后，中国贸易顺差并未改变，而且还有意外的增长，至同治时期，竟然出现了“中兴”局面，所以，那时中国的洋务派们，对商战也信心满满。

    无亡国之危，无易代之忧，唯商战是求，况且这是一个需要商战，并产生了商战之士——买办阶层的时代。对于这一新兴阶层，以国士待之，即为商战之士，如郑观应本人，也是买办出身。

    据经济史专家汪敬虞研究，从1865年开始，约三十年时间，中国社会形成买办资本，五口通商后，买办成了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显示了三十年商战的成果。通过自办企业，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转化，中国最早一批民族企业，即由买办资本转化而来。一旦自营起来，其资本运动就有了独立属性，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他都注定了要成为与外国资本交手的商战之士。

    （《深圳特区报》2.15 李冬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