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需要新世界史观

    国际关系学和比较政治学的共同问题就是过于理论导向和价值导向，缺乏地区国别的深入研究。这是我们的问题而不是美国的问题。因为在美国，做比较政治/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得有一个地区国别研究为基础，否则理论都不能落地。价值导向的结果，比如，对中国政治的研究，是以民主理论转型去衡量；对国际政治研究，也是价值先行，完全以美国的价值观去衡量。我们的地区国别研究滞后于国家需求。可以说，为国家战略服务的解决问题的研究，一是用国际关系或比较政治理论衡量本国政治与对外关系对错的标准，二是在不了解地区国别知识前提下的对世界政治的观念性评论。

    我们要找回世界政治研究传统。开展以地区国别研究为基础的世界政治研究，要问题先行，弄清楚情况，而非理论先行。比如国际关系的基础单元是国家，但国家是什么，对西方国家来说是民族国家，对中国来说可能是文明型国家、文教型国家，对于伊斯兰世界来说国家没有边界，对非洲来说则是部落。国际关系理论、比较政治学基本是用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衡量全世界，以为所有的国家的行为方式都是一样的。

    关于地区国别研究，现在大家的共识是要加强非西方国家的研究，但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区域国别研究上，要在此基础上推进世界政治研究的学科化，打通孤岛。政治学理论、国际关系学、外交学怎么能分开呢？这是三位一体的研究，不能分、不可分。

    怎样实现一个学科化的升级？首先是研究议程，其次是研究单元，最后是研究路径。我们所谓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用中国传统的话说就是世界政治与经济。

    因此，我们想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写世界政治史，笔者称之为一门待写的新史学。对看起来很抽象的理论学科来说，史观特别重要。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培养的史观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政治学的史观是以世界为方法的。其实每个国家都是本国中心主义的，最典型的本国中心主义就是天下体系，天下主义这个概念对外国人来说是很敏感的，因为它预设是以华夏为中心的等级秩序，提这个词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因此，我们宁愿称之为“以世界为方法”，世界政治学其实是“以世界为方法”。新时代需要新世界史观。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

    （《北京日报》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