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家赵毅衡认为,象征是在文化社群中反复使用、意义累积而发生的符号学变异的比喻。因此,象征意义的生成是长期性积累的结果。由是观之,从起初作为普通身体特征的指示词,到逐渐“沦”为“敌视”中国的象征符号,“眯眯眼”经历了漫长的意义积攒的符号化过程。
“傅满洲”就是对中国人符号化的一个恶例。英国小说家萨克斯·罗默在二十世纪中叶前后创作了以“傅满洲”为主角的长中短篇小说共15部,如《傅满洲的眼睛》《傅满洲的面具》等。傅满洲有着狭长、绿色的眯眯双眼,他冷酷无情、不择手段,目标是颠覆白人统治,称霸全球。傅满洲形象因而也暗含了某种内在的社会文化隐喻,即中国人是长着“眯眯眼”且无比邪恶与危险的人种。经由反复叙事,“傅满洲”开始在西方社会扩散,并因此被视为“黄祸论”的典型代表。
同样,“眯眯眼”的辱华符号意义也是被不断集体复用、大肆传播而形成的。美国好莱坞电影借鉴小说人物原型,创造了《傅满洲归来》《龙女》《傅满洲的血》等庞大的文本影像群落。无一例外,“傅大人”总是被刻画为眼睛细长上挑、留八字胡,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华人形象。随着美国影视作品的广泛散播与全球流通,“眯眯眼”这种带有明显“歧视”意味的审美符号开始从艺术虚拟文本流向大众日常生活。
最终,“眯眯眼”在不断流变中成为具有“特定”内涵的社会规约符号。如果把“傅满洲”形象看作西方商业政治文化所有意构筑的“原型”神话,那么经由一系列规模迥异的物象、图像、语像、文本形象的反复使用,“眯眯眼”的符号理据性意义得以日益积累,上升,并最终成为被社会大众所无意识认同的、具有明显污名化意味的公共文化符号。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或许是一种因缺乏话语抵抗,加之迎合西方审美而造成的自我殖民化现象。
如同高鼻梁、黑皮肤、大个子一般,“眯眯眼”是再正常不过的人类生理特征。但是,生理特征是一方面,而将生理特征符号化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要知道,我们所抵制的不是作为生理特征的“眯眯眼”,而是这一“符号”背后的“种族歧视”!“眯眯眼”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西方污名化中国的“东方主义”文化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讲,刻意表演“眯眯眼”的行为,既背叛了历史,更丑化了自己。
(《社会科学报》2.3 陈振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