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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22年01月22日 星期六

    “树洞”守望者

    《 文摘报 》( 2022年01月22日   01 版)

        一个母亲带着孩子站到了窗台边,她俯拍街景,配上晦暗的文字发在微博“树洞”里。自杀的危险一触即发。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机器人识别出了这位母亲的危险行为,并向数百公里外的周子涵发出监控警报。周子涵是“树洞行动救援团”上海地区负责人,她立即拨通电话开始危机干预。

        有自杀倾向的人会经常出现在自杀身故的博主主页下和各类负面情绪“超话”中,这些地方被称作“树洞”。在这里,他们或互相倾诉,或鼓励打气,或交流自己的自杀计划。

        “树洞行动救援团”于2018年成立,志愿者分布在各个城市。这支公益救援团的人工智能机器人通过24小时不间断巡查,找到“树洞”里有自杀倾向的人。

        一次艰难的救助

        2018年4月,“树洞行动救援团”创始人、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特聘教授黄智生提出了“树洞救援行动”创意,3个月后,他上线了第一代微博树洞信息挖掘人工智能机器人“树洞行动机器人001号”。

        2020年末,上海地区志愿者李非洲的手机收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发来的警报信息,抑郁症患者小黄在一个“树洞”中发布自己的自杀计划:要穿一双球鞋,地点是在华西某地。

        人工智能机器人报警后,志愿者们则会从警报中再次分析、筛选受助者在“树洞”中的历史留言等。如果遇到小黄这样的,那么就会通过“告警”“扩散”功能发到志愿者群里。

        很快,一支救援队组建起来。第一位伸出援手的志愿者私信小黄时吃了闭门羹,他刚表达了关心就被小黄拉黑了。

        团队开始浏览小黄的微博主页。这是救援流程中的常规操作,微博主页可能包含了受助者的生活习惯、社交关系和包括就医、异常行为在内的记录……初次访问微博主页时,系统会根据博主偏好,给访问者推荐相关的博主、话题,这是进一步了解受助者的办法之一。

        好在另一位志愿者联系上了小黄的亲属,并叮嘱对方关注那双球鞋。有一天,小黄的亲属发现小黄和那双球鞋不见了,所有的危险信号同时出现。救援小队通过微博信息拼凑出了小黄的计划,在发动人员寻找小黄的同时报了警。不久之后,小黄在抵达目的地前被找到了。经过心理疏导,小黄放弃了轻生念头,并在后续进行了相应治疗,生活渐渐回到正轨。

        人工智能更有优势

        2021年11月28日,微博摄影博主“鹿道森”留下一封长遗书后失踪,一夜之间,不少网友加入寻找他的队伍。12月1日,“鹿道森”的遗体被找到。

        连日来,他的微博之下每天新增数百上千条留言。其中大部分是悼念,也有人倾诉自己的故事,还有一小部分透露着异样的情绪——他们或有模仿“鹿道森”的打算。

        网友“喜乐”留言,她觉得鹿道森的微博成了一个可以让自己感受到“呼吸”的留言板,网友“kiwi”留言,想去海底种玫瑰花。可从微博主页上看,他们分明是另外一个模样,喜乐本该是个热情开朗、时刻把微笑挂脸上的姑娘。李非洲的手机里,“喜乐”“kiwi”发布的信息被列在了人工智能机器人发布的监控报告中。

        他们都有共同的特征,都有一定的抑郁倾向,未必会向熟人吐露心声,却在微博的一处不起眼的地方留言。

        2012年3月,微博网友“走饭”自杀离世。她的微博成了“树洞”,留下评论数近200万,点赞数、转发数分别超过15.3万、11.2万。

        每有轻生离世的网友,他们的微博下都会聚集一批网友,成为新的“树洞”。这些网友会对着树洞喊出藏在心里的话。

        长期以来,很多人对精神疾病的认知还停留在精神分裂症等重症层面,对于相关症状和病患不仅忽视,甚至还带有歧视。强烈的病耻感让患者不敢去看医生,有的人只能像“喜乐”一样,用开朗粉饰难言之隐。

        在“树洞”中流传着一句话:“冲动自杀的人周期为13秒。就是说你在13秒内拉住我,我可能就不会自杀了。给你13秒,来救我。”难在如何找到他们。

        黄智生估算,以纯人工方式来寻找有自杀倾向人,需要100台电脑、每天24小时运行才行,而人力和每月动辄万元的电费是巨额成本。另外,以人工方式来搜索负面的信息,到了一定的时间,他们是会脱敏的,也就无法准确地辨识语义。而人工智能机器人可以连续工作,且不存在脱敏情况,它比人工更有优势。

        不过,人工智能机器人识别抑郁症和自杀倾向也有难关要攻克,目前“树洞行动救援团”的机器人已更新15次,到了“树洞行动机器人016号”,它已经能够理解有关家庭暴力、经济困难等词语背后的动机,对自杀风险的判别准确率也到了82%。

        5000余次阻止

        危机之后,受助人的救援故事往往拖着长长的尾巴。救援团队成立后一般会对受助人进行至少3个月的观察,待到情况稳定后再结束救援行动。

        在一些救援中,救援人员会遇到阻力。有些被救者家属不仅不感激,反而会说:“如果这事儿传出去,我就告你们。”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隐私被人窥探了。

        周子涵在多年的工作中总结出一套隐私保护方案。比如,救援人员只通过公开渠道去了解受助人的基本信息,即使在救援过程中获得了隐私信息,救援人员之间也不会互通有无。

        虽然救援难度高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伦理问题。如果发生矛盾,“拯救生命是最高的伦理。”

        “树洞行动救援团”已从最初的30多人扩展到了700多人,其中心理科、精神科医学专家约100人,有心理咨询师和心理学专业背景的约200人,志愿者约400人。成立3年来,救援团已试图阻止超过5000余次自杀,提供的各类援助超过1.5万次。

        (本文受助人员均为化名)

        (《解放日报》1.8 郑子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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