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书法何以成为颜体

    前段时间，国博展出了元结撰文、颜真卿书丹的《大唐中兴颂》石刻拓片，书法界掀起了关于颜真卿的热潮。

    事实上，关于颜真卿，一直是书画界的热点话题。202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发掘唐代元氏墓葬时，发现颜真卿书丹的《罗婉顺墓志》，这则消息同样引起了轰动。这块碑志中落款为天宝五年（746年），这一年颜真卿38岁，正担任长安县尉，而这也是颜真卿漫漫仕途的起始。

    颜真卿被反复讨论、欣赏、效仿、阐释。翻看有关颜真卿的书迹、史料，让人不禁好奇，为大众熟知的颜真卿是怎样炼成的？

    生前是一等忠臣

    尽管在四十四岁就写出了国民楷书入门范本，但当时颜真卿并未以书名世。据统计，历史上颜真卿书写的碑刻，有一半是为家人、亲戚而写，为别人而写的为23通，而同时期的徐浩，应他人之请写了碑刻44通。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6）冬，安禄山在范阳（北京）起兵造反，挥师南下，直至洛阳。河北诸郡属安禄山管辖，所过郡县望风瓦解，地方官有的开门出迎，有的弃城逃跑，有的束手无策。安禄山很快攻下洛阳，兵锋所向，直指潼关。唐玄宗正哀叹河北二十四郡竟无一人报效国家，迎来了平原太守颜真卿的信使李平。得知平原郡已经做好举义的准备，唐玄宗大发感慨：“朕不识颜真卿形状何如，所为得如此！”

    平原郡率先举义，河北诸郡纷纷响应，杀掉安禄山任命的伪官。其他诸郡公推颜真卿为盟主，服从其指挥，合兵二十余万。颜真卿的堂兄颜杲卿时任常山太守，用计从安禄山部将手中夺回了土门关要塞，断了安禄山归路。颜真卿、颜杲卿的举义和谋划延缓了安禄山西进的步伐。

    安禄山派史思明回兵攻打常山。常山城破，颜杲卿被俘。颜氏一门三十余口，包括颜杲卿之子颜季明，“巢倾卵覆”，壮烈死节。后来，颜真卿慨然写下《祭侄文稿》这一传世名作。

    安史之乱中，颜真卿及其堂兄的壮烈之举，使得颜真卿从一个皇帝不认识的普通官吏，一跃而成为举国敬仰的忠臣。安史之乱后的仕途中，颜真卿秉承着“循吏”的特质，因此得罪过不少人，宰相卢杞给他致命一击。唐德宗建中三年（782），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第二年，卢杞奏请皇帝派颜真卿往许州招降。此去凶多吉少，然“君命也，焉避之”，75岁的颜真卿乘坐驿车奔赴许州。最终，颜真卿复制了堂兄的命运，于784年在蔡州被叛军缢杀。颜真卿诠释了何为忠烈。

    颜氏书法爆红于宋代

    五代以前，颜真卿的形象是忠臣烈士而非书法大家。颜真卿书法爆红于宋代文人士大夫的“朋友圈”。最早学习颜真卿的是宰相韩琦，他的《信宿帖》有颜体的影子。还有范仲淹，他创造了“颜筋柳骨”这个词，用来描述朋友的书法风格。真正从学术和艺术实践上力捧、追随颜体书法的是欧阳修和他的朋友蔡襄。

    欧阳修是文坛领袖，也是一个收藏家。他在《集古录》中对颜真卿的书法进行了高度评价：“余谓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欧阳修开创了以人格论书法的评价方式，并且强化出一种与颜真卿“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的人格相匹配的“颜体”书法。

    宋四家之一的蔡襄，或许受欧阳修影响，在艺术实践上对颜真卿书法作了创造性转换。他将颜真卿的风格与王羲之糅合，将其端严、朴茂转换为轻快、优雅。于是，“蔡襄得以与欧阳修一道，将对颜体的研习设定为后辈文人标准课程的一部分”。

    在研习颜体这门课程上表现最优秀的是苏轼和黄庭坚。苏轼是欧阳修的学生，他继承发展了老师的观点：“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苏轼是诗文书画全能选手，他对颜真卿的这个定调，不可谓不高。黄庭坚是苏轼的学生，师徒二人经常交流研习颜体的心得：“比来作字，时时仿佛鲁公笔势，然终不似子瞻暗合孙吴耳。”颜真卿书法通过宋四家的学习与化用，成为比肩王羲之影响力的第二座高峰。

    作为范本的颜体

    忠臣烈士固然可以不朽，在世人看来，颜真卿书法能够超越王羲之，却是有其内外多方面的契机。

    首先，从书法本体角度，颜真卿在书法史上确实处于承前启后的枢纽位置，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其自身的原因。颜真卿所在的唐代，在书法史上是一个总结和转折的枢纽。从字体演变的角度，唐代以前的各种字体，不等发展到极度成熟就会有一种新的字体，来承载书家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唐代以后，书体再无新变，人们只能在前人的经典作品中寻求突破。从笔法发展的角度，唐代出现的高桌高椅改变了人们起居的习惯，提按取代了绞转，成为主要的笔法，而颜真卿是提按书风的开创者。后来的学书者希望突破二王以来森严的书法体系，莫不求助于颜真卿。

    其次，颜真卿的一生，完美体现了“书法即人格的流露”这个判断。古人追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人文理想，艺术是人格的表现和流露。书法之于颜真卿，正如诗歌之于杜甫，他们人格的整体，在某些瞬间，自然而然地流露在作品中。

    在《祭侄文稿》中，我们从纸面上的笔触、涂改的痕迹、书写的节奏，能够还原作者感情从克制到迸发的过程，体会其此时内心的沉痛和愤恨。眼前会想象出当年常山城破时颜氏一门“巢倾卵覆”的悲剧，以及多年后颜真卿殉国蔡州的一幕，这一幕幕如同电影镜头般叠化，击中了观者的心房。这样的观摩与感动，在一千多年间，不断重复。古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实现了艺术上的不朽。中国文化，正是在一次次的体悟和共鸣中，实现了生生不息。

    （《北京晚报》1.12 何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