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尼·奥加德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性别与媒介研究的学者,这位学者将目光聚焦在全职妈妈身上,她们生活在伦敦的富裕郊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曾经是律师、医生、会计、教师、工程师等等,她们拥有职场竞争力,也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将家务和育儿外包,那么,她们为何会在结婚生子后放弃工作,接纳了全职家庭主妇的角色?
奥加德发现,虽然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都曾满怀信心投身职场,甚至比丈夫发展得更好,但是在生育之后,往往发现兼顾协调母职与工作十分困难:理想员工要随叫随到,全身心投入工作,而作为母亲常常因为孩子的照料、教育不得不抽身,无法加班、缺席会议、错过工作社交。在她们的故事里能看到,她们离开职场并不是因为更偏好家庭生活,或者是缺少职业抱负与信心,原因在于工作的文化与制度安排——她们自己以及她们丈夫的工作都与家庭生活极不协调。
奥加德访谈的妈妈们担心自己被看作无所事事、优哉游哉的“懒婆娘”。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的:“仅仅说‘我是全职妈妈’,那是没有尊严的、没有价值的……真的一文不值……都会觉得你没作贡献,或者你浪费了自己的学历,或者你在吃白食。”她们将全职妈妈的角色转化为一种新的职业,赋予自己一项新的身份——“家庭CEO”,把家庭当做小型企业来经营,将过去职场中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运用到“新的工作”中,用这种方式来论证自己选择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来获得价值感与尊严。
妈妈们也努力与操劳家务的传统家庭主妇形象划界,在她们的叙述中,生活的重心不再是采购、打扫、做饭等家务琐事,而是教育孩子,辅导学业,协调安排课余生活,参与学校活动,迎合着主流育儿文化中“密集母职”的期待。
“为了孩子”是她们叙述中做出离职决定的原因,母职是离职后的首要身份,但奥加德敏锐地指出,母职叙事的背后“微妙而深刻地隐藏着妻子的故事”。实际上,离开职场,回到家庭,既是她们作为母亲的选择,也是作为妻子的选择--为了满足丈夫高要求、长时间的工作需求,支持他们的事业发展。
在访谈的最后,奥加德询问了全职妈妈们对未来的设想,她们都希望能够重返职场。奥加德的研究揭示了,高知女性回归家庭并非仅仅是自由自主的选择,背后有种种她们无法控制的结构性因素在发挥作用。研究中受访的女性们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丈夫的高薪工作足以支撑整个家庭,她们无疑是在社会中享有特权的群体。这也意味着,如果连她们都无法抵抗制度的不公,难以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渴望,那么对于非特权阶层的女性而言将更加困难。
(《北京晚报》2022.1.5 陈玉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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