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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21年12月25日 星期六

    试管“造娃”有多难

    《 文摘报 》( 2021年12月25日   01 版)

        随着三孩政策落地,全国二十多个省份延长产假、增设育儿假,要小孩成了头等大事。

        不过,有个群体不容忽视,那就是不孕不育患者。对他们而言,辅助生殖就成了最大的希望。

        毛利率高

        “我们融资非常快,从接洽到资金到账就用了两个月。”广州女娲CEO吴丝告诉记者。

        连续获得3350万元融资后,广州女娲估值已达3.1亿元。

        目前,公立医院试管婴儿一个周期的价格为3万~4万元,私立医院根据服务差异在4万~9万元不等。“国内市场,试管婴儿的平均周期为2.5次每人才能成功,总体花费超过20万元,对于一般家庭而言,还是很难负担的。”吴丝说。

        周期是试管婴儿的计算单位,取一次卵称为一个周期。试管婴儿包含四个阶段:前期检查阶段,促排卵阶段,取卵、取精阶段,以及体外受精与培养、胚胎移植和移植后处理。

        辅助生殖上市公司锦欣生殖2021年中期报告显示,毛利率由2020年同期35.5%增加至2021年上半年42.3%,另一家上市公司贝康医疗的毛利率则为44.2%。

        医药战略营销专家史立臣称,如果将辅助生殖相关的医疗器械、试剂等的生产纳入,市场规模会是千亿级的。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人大代表建议辅助生殖费用纳入医保的建议,2021年8月23日,国家医保局回复中表示:在科学测算、充分论证的基础上,逐步把医保能承担的技术成熟、安全可靠、费用可控的治疗性辅助生殖技术按程序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成功率低

        试管婴儿的成功率与年龄成反比,年龄越大,成功率越低。

        南开大学附属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治医师方祺曾遇到一对就诊夫妻,结婚时说好要丁克,后来男方又想要生育小孩,但女方早已错过合适的生育年龄。方祺所在医院的试管婴儿周期女性患者平均年龄已达到33岁左右,生育二胎人数的占比也在增多。

        方祺建议,做试管婴儿女方年龄最好不超过38岁。基于临床大数据的结果,相当一部分女性的卵巢功能在35岁以后会有较明显的下降,40岁以后下降幅度更为陡峭。

        试管婴儿技术已有三代。第一代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相当于“自由恋爱”,让精子和卵子自由结合,在体外形成胚胎以后,再植入子宫。第二代为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ICSI),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使用显微操作技术将单个精子人为地注射到卵子内,使卵子被动受精。第三代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GT)则更多基于基因芯片等技术,针对染色体数量结构异常、单基因遗传病等。

        “患者通常会陷入误区,认为第三代最先进,要求做第三代,但事实并非这样。”广东省生殖医院生殖医学中心谭颖博士告诉记者,“代数的不同只是为了区分不同的技术,不同技术对应不同的适应症,不存在三代优于一、二代的问题。”

        许多患者还希望生育多胞胎,但临床中为了患者的安全,需极力降低多胎率。谭颖解释,多胎妊娠的母婴风险相比单胎妊娠高,最终多胎存活率比单胎低很多。

        商业保险公司已从中嗅到商机。2021年11月,广东省生殖医院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联合推出保险产品“助孕宝”,若试管婴儿连续三次遭遇手术失败,便可获得最高53888元的赔偿。

        需要持牌上岗

        试管婴儿是一个受到管控的技术,郁琦指出,“不是随便一个人投资建医院就可以做的,需要持牌上岗。”

        牌照的发放数量严格受到管控。国内排名前十的辅助生殖医院中仅有两家是民营医院,在持牌的536家从事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中,绝大多数为公立医院,民营医院想获得牌照并不容易。

        为突破牌照限制,不乏有公司另辟蹊径。包括DHC医疗在内的一些公司开展国内外一体化的诊疗服务,将生殖医院建设在国外,在国内设立备孕诊所、城市代表处,从而避开牌照制约。一些公司则聚焦于辅助生殖产业链的其他环节,例如广州女娲通过设立医学检验所、开发检验试剂盒的方式为开展辅助生殖的机构提供服务。

        正因技术的高要求以及牌照的严格管理,带来较高行业壁垒,“即使市场规模不具有爆发式增长机会,但仍具有较为稳定的长期成长空间。”华创证券分析师高岳表示。

        必须“慎之又慎”

        与资本趋之若鹜相矛盾的是,国内80%的辅助生殖中心业务不饱和。特别是一些公立医院的就诊患者并未出现井喷式增长。

        方祺从业8年,他印象中科室就诊患者一直在逐年攀升,但这两年做试管婴儿的患者没有明显增长。广东省生殖医院也是同样情况。谭颖回忆,2016年二孩政策之后出现了一波小高潮,但在2021年三孩政策后,目前“感觉不出太大变化”。

        郁琦则认为,多数不孕症患者在采取药物治疗、人工授精等手段后便可受孕,“最终需要做试管婴儿的也只有20%左右”。

        此外,辅助生殖机构设置的错位也导致就诊患者数量不均,分布呈现明显不均衡,上海、北京、广东等地的百万人口体外受精治疗周期数是全国均值的2~5倍,而一些欠发达地区的治疗数量较低。

        根据国家卫健委2021年1月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配置规划指导原则(2021版)》,每230万~300万人规划设立一家辅助生殖中心,其中,15个省份存在配置缺口。四川缺口最多,达到15家。一线城市则存在超配情况,广东超配达到18家,北京、上海皆超配11家。

        未来,辅助生殖是否会成为下一个社会资本深度渗透的行业?多位采访对象表示,有这个趋势。不过,辅助生殖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需要“慎之又慎”。

        (《南方周末》12.16 宋炳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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