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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出门时突然下起了小雨，淅淅沥沥，甚无止意。昨天与杨苡先生通过电话，她是守时的人，我不能爽约；更何况，这次准备讲述的内容是她数月之前就拟定好了的，那一件件往事、一个个场面，一定在她的脑海里盘旋了许久许久。推开房门，杨先生果然已经穿戴整齐，半靠在床头等候着我了。
剧院的后台，对于每一位观众来说，都是神秘而不可测的：那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那里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杨先生正了正身子，开始了她的讲述：“告诉你吧，什么样的后台，我都看见过！”
从后台的厕所讲起
以前，我也曾多次听杨先生说过，由于家庭的影响，小小年纪的她就跟随着大人们进戏院看戏了。“那是位于天津日租界的新明大戏院，唱的都是京戏。”我笑了，“您能看懂吗？”她也笑了，“四五岁的孩子，一窍不通。”
一天，她实在是坐不住了。台上武生们闹闹哄哄的打斗，她不感兴趣；青衣花旦们咿咿呀呀的唱腔，让她昏昏欲睡。她吵着要解手，女佣只得带着她到处寻找厕所，就这样，两人误打误撞地闯入了后台。
“当年的戏院，并不像今天的剧场，将厕所设在观众厅两侧的安全门后边。它是既无指示牌，也无带路人，害得我们俩转了一大圈才发现，它竟然悄悄地藏在舞台的后边！门口没人看管，什么人都可以使用，除了演员，也包括看戏的观众……我从来没见过如此简陋的卫生间，没有抽水马桶，一律是蹲坑，连个挡板都没有。只见一个个穿着戏服、勾着戏脸的演员们，前前后后地走了进来。刚才在台上还是位婀娜多姿的小姐，或是位羞羞答答的玉女，此时此刻居然裙子一撩，无人般地蹲了下去……”
这就是杨先生今天讲的第一个故事，让我笑得直不起身来。
“这就是我对后台的第一个印象，准确点儿说，应该是认识吧——后台的演员跟前台的观众一样，都要上厕所；后台的厕所也跟普通百姓的公厕一样，都是蹲坑。彼此之间的区别仅仅是：他们在台上演戏，我们在台下看戏。他们认认真真地表演，我们恭恭敬敬地欣赏。戏演完了，观众们起身向他们鼓掌叫好，他们则向全场的观众鞠躬表示谢意。”杨先生所讲的这个故事，应该发生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转瞬间，将近一百年过去了。她已经忘记了演员的名字乃至戏码的内容，但她却清楚地记得：后台并不神秘，演员并非另类，她有点儿喜欢上了他们。
话剧团的后台
如果说，杨先生对于后台的第一印象是通过一个孩童的眼睛获得的话，那么，她第二次进入后台，已经是天津中西女中高一年级的学生了。“那是1935年……”杨先生喝了一口水，开始讲她的第二个故事。地点依旧在天津日租界的一个戏院里，但台上演出的却是她盼望已久的被称之为“舶来品”的话剧。
“那是中国旅行剧团前来天津巡回公演，光是《雷雨》一剧，我就看了三遍。而且还大胆地写了一篇观后感《评中国旅行剧团〈雷雨〉的演出》，在天津的《庸报》上发表了！”
这段故事，杨先生已经讲过许多遍了，这一次的重点一定是在后边。果然，她掏出手帕擦了擦眼角，话题立即转移到了今天的主题：后台。
“我和几位同学从侧幕边悄悄地钻了进去，嘴上说是找厕所，实际上是好奇，就想看看那些深深地打动了我的演员们在后台究竟干些什么。”
于是她们东张张西望望，蹑手蹑脚地在各个角落转了一圈，奇怪的是并没有人注意她们，大家都在静静地等候上场。“后台是那样的安静，一点儿不像我十年前看到的京戏班子。陶金在默默地背诵着他所饰演的周萍的台词，忽而仰头，忽而低首，在狭窄的后台走来走去，仿佛进入无人之地；唐若青坐在镜子前面化妆——她剪下一小块黑纸，贴在了门牙上，刹那间，一个豁着牙齿的老妇人，亦即那个饱经沧桑的鲁妈便活生生地出现了；只有赵慧深——那个既让人可怜又让人可畏的‘繁漪’，从我面前走过时回头看了我一眼，大概她猜出了我就是那个写观后感的小丫头……”
这场“探奇”，最多十分钟的时间，却让杨先生牢牢地记住了一辈子：话剧是一门严肃的艺术，表演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什么是后台？那是演员们备战的场地，那是神圣不可玷污的地方。
应该说，就是从这一刻起，杨先生和演员们交上了朋友。尽管家教严厉的母亲始终反对，但她却从不视他们为“戏子”，而是当作亲密无间的知己。“我尊重他们，因为他们尊重艺术；我热爱他们，因为他们热爱艺术！”
中央电影摄影场的后台
杨先生将头倚靠在了身后的枕头上，她累了，微微地有些喘息。我静静地坐在她的身边，注视着她那祥和的脸庞，回味着她刚刚讲过的话。突然间，她睁大了眼睛，并且一把拽住我的手，“我还没有讲完！你万万想不到，我还看见过这样的一种后台——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后台！”
杨先生的第三个故事又开始了。那是1939年，已经是西南联大外语系二年级学生的杨先生利用暑假的机会，和同学们一起到昆明的滇池去游玩，正巧碰上了中央电影摄影场在那里拍摄故事片《长空万里》。这是一部讲述一群爱国青年逐步走向抗战前线，最终献身于航空战线的片子，导演是孙瑜，演员有金焰、高占非、白杨、魏鹤龄等。“这是我第一次看拍电影，大家远远地围了一个圈子，静悄悄地，屏住了呼吸。”
“我的好奇，并不在白天的露天拍摄，而是在晚上的演出。可能是为了宣传民众吧，天黑以后剧组的全班人马，便借用寺院附近的一个广场，搭起台子演起了话剧。”
我查了一下资料，这批演员当年演出的剧目有《塞上风云》《群魔乱舞》和《故乡》等。但是作为“剧迷”的杨先生，偏偏忘记了台上的演出，她的脑海中深深镌刻着的，是那个让她一辈子都忘不掉的被称做“后台”的后台——“那是一块露天的空地，就在大雄宝殿前边的院子里。没有化妆间，没有休息室，只有几个凳子散放在院中的松树下，树干上挂着几面残缺不全的镜子。演员们就坐在那个摇摇晃晃的凳子上，对着镜子一丝不苟地化着妆，没有一点嘈杂，没有一丝声响。”
“他们可都是大明星啊！谁人不知，谁人不晓？”杨先生激动了起来，“《十字街头》《马路天使》《渔光曲》《大路》……这些片子迷倒了多少观众，震撼了多少国人！他们无一不是当年的影帝与影后，可是为了抗战，为了艺术，他们竟然忍受着这样的艰苦，却怡然自得，坦然相对！”
苍天为顶，大树为墙，月光作灯，星星作伴……这是世界上最为壮观的后台，编剧编不出来，导演导不出来，但它却是真真实实的存在！“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能够这般吃苦？”我的问话刚到嘴边，杨先生的回答已经脱口而出：“因为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当作明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戏剧工作者，一个抗敌战线上的文艺小兵！”
之后的某一天，是个星期日，杨先生没有课，演员们也没有演出和排练。于是白杨找到章曼萍，请心灵手巧的她为自己做个花布手提包；又于是西南联大的女学生杨苡陪着她俩一起去逛商店，挑来挑去，挑中了一块素雅的布料。白杨颇为客气地对着那个店员说了声：“对不起，打扰你了！”又于是三个人就像小学生一般，手牵着手走出了布店，没有人围观，没有人指指点点。
这么小的一件事情，杨先生竟然记忆犹新。这应该是当年那个“后台”的延续，更应该是当年那个“后台”的精髓所在。那天，白杨接过了她的新朋友杨苡的纪念册，亲笔题写了一句话：“打回老家去！”仅仅五个字，足以让20岁的女大学生明白了一切。
越剧名角竺水招的后台
将近一个小时的讲述，杨先生的嗓子有些沙哑了。她指了指门口的一个铁皮盒子，我起身将它拿了过来。打开一看，原来是五颜六色的巧克力——“吃吧，朋友送的！”于是我们二人像孩子般地大嚼了起来。“好吃吗？”“好吃。”“喜欢吗？”“喜欢。”杨先生一直将我当作孩子，我也一直视她为母亲。我知道应该告辞了，于是将笔记本收进了提包里。
“怎么？准备走了？”杨先生惊讶地望着我，“我还没讲完呢！”难道还有后续？还有更加精彩的后台？我急忙坐了下来，等待着又一个新的故事的开始！
杨先生端起茶几上的茶杯，一口一口地慢慢抿着。她在思索，思索着怎样开始这个新的讲述。“……那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故事了，应该是上世纪50年代初。我认识了越剧名角竺水招，作为小生‘竺派’的创始人，她带领着她的剧团来南京演出。”
“我看过她演的《柳毅传书》，还有，还有……”似乎是为了“遮丑”，我这个对于越剧一窍不通的“戏盲”，赶紧冒充起了“内行”。
“后来《柳毅传书》拍成了电影，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为了照顾我的面子，杨先生转移了话题，“可是有谁知道，她还曾大胆地进行过越剧改革，排演过现代戏《家》。”
她和竺水招的相识，竟然一见如故。竺水招要见她，是因为她知道，杨苡先生和作家巴金有着数十年的交往，要想排好与演好这部根据他的名著改编成的新戏，必须得向杨先生请教。于是，后台的故事便这样开始了：谈巴金，谈原著，谈改编，谈人物……杨先生甚至将家中的不少珍贵的资料都借给了她，并且还将这一切原原本本地向巴金先生作了汇报。
“从古装戏到现代戏的改革，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取得了成功，赢得了赞誉。”杨先生至今都记得那个剧场——就在新街口附近，就在胜利电影院的对面，名字叫做南京世界大戏院……“当年的那个轰动，你是无法想象的！”杨先生的兴奋洋溢在脸上。
我明白，我感动，在这个剧场的后台里，她终于不再是看客，不再是观众，她已经成为作者之一！
（《北京青年报》12.3 陈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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