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开”学者

    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出国的机会多起来，中日学者间的往来颇为频繁。我们客寓东瀛，稍谙地理人物，老师同学朋友来日本时，往往光临寒舍。我们自任驻日办事处办事员，接机送机，鞍前马后，不亦乐乎。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客人中历史学界学者来得最多，那些有故事的人让我看到不同的世界和不同的价值。

    王文楚先生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个子不高。那年来时，估计西装是新赶做出来的，穿着还有点不自在的样子。不穿西装的话，他就是你在上海街头很容易碰到的那种和善的小老头。陪着外面行走，王先生风物景致看得很认真，对日本学者做学问、过日子的方方面面问得也很详细。当时中日间生活水平差距不小，王先生听完说明，大多数时候颔首不语，偶尔摇摇头，叹息一声。一日家中便饭，我做了黄油煎三文鱼，蘸着蛋黄酱吃。王先生不习惯盘腿坐榻榻米，就坐椅子上，身子比放菜的桌子还高，一下一下弯腰夹菜，不以为苦。外子笑：大马哈鱼，据说要部长级才能吃到。王先生道：阿拉小辰光常吃呀，后来才吃勿到。

    这位面容和善的老先生，1949年前是养尊处优的“小开”，三文鱼当然不在话下。也因为是小开，小时候曾经被绑过票，问起，说关在申江饭店（今天的扬子饭店）里面，父母交了赎金，绑匪就把他解放了。听者惊心动魄，本人却风清云淡：倒蛮讲信用呃。说别人的故事一般。

    邹逸麟先生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达十年，还曾连续三届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巧，邹老师也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小开”，头发随时梳得齐整，衣服挺括，背伸得直直的，声音浑厚，举手投足之间有一股优雅劲儿。师母端庄美丽，两人在一起——学生辈这么说虽然大不敬——真的画一样。有一年带着两岁多的女儿去看邹老师，被两位老人的温和可亲感染了吧，告辞时孩子竟不肯走。邹老师看我们还要去办别的事，就说，小人放我这里好了。等回头去领孩子时，一老一小再加师母，三个人一地的玩具，玩得正高兴呢。离开时快深夜12点了，邹老师依然笑容可掬：好白相，再来啊！

    邹老师的学问我不懂，但他的兴趣、关心事远远不限于学问，所以我们聊起来一点不“隔”。离开学问，离开史地所的杂务，他说起1940年代上海话剧史无前例的繁荣，说起抗战胜利后在大光明、国泰追看首轮好莱坞影片：哎哟，有劲哦！少年时的记忆是鲜明的，他仍然能用英语说出那些电影和明星的名字。我读过话剧史，读过中国电影史，邹老师就是那段历史中的观众啊，他让历史变得真切鲜活。

    他问我：黄佐临还导戏吗？（黄佐临抗战时期在上海剧坛非常活跃，导演的《梁上君子》《夜店》等都很卖座，时与吴仞之、费穆、朱端钧并称“四大导演”）现在好莱坞明星啥人最红？多年不看小说了，最近什么小说好看？日本年轻人现在听什么音乐？他说话时认真地看着你的眼睛，不插话，静静听完才说：格么……

    再有一巧，复旦历史系毕业的王文楚先生和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邹逸麟老师，年轻时都被分到北京，同在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他们说，工作环境是好，但生活不习惯啊，所以总想着往南调。1957年，受吴晗邀请在北京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谭其骧先生回复旦继续编图，便把两个年轻的南方人带着一起雁南飞了。两位先生从此落脚复旦，潜心历史地理研究，干了一辈子。

    话说谭先生，外子出国前是他的工作助手，我由此得知老先生的一个雅趣：爱听爱唱昆曲。谭先生和周有光夫人张允和熟，他们时常电话、书信谈曲论艺，周夫人在北京主持的“昆曲研习社”，有不定期出版物，每期都寄给谭先生。一直到晚年，谭先生还每周约上昆的笛箫师来家拍曲，兴趣盎然。

    （《文汇报》11.27 夏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