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世界是一个“虚拟”世界,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方式来讨论:本体论的方式和现象学的方式。
从本体论角度,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界是虚拟的、幻想性的、不存在的。我们在游戏世界里面游戏,但把屏幕拿开后,就立即返回真实世界了。但是,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它在我们面前构成了一个非常真实的世界。因为我们与环境互动,做一个动作来破坏一所房子,或者我是一个飞机驾驶员,按一个按钮,对面的目标就被打掉了。因此,在现象意义上来说,它是非常真实的,而且构成了我们关于时间的“真实”体验。
在人类学的意义上,“玩”是一个很基本的实践。通过游戏,我们在实现一种创造性的思维。
很多奇奇怪怪的不符合我们这个世界既有设定的才是“玩”。“玩”会使得我们生活有很多新的可能性,这是我给予“玩”的非常高的哲学定位。在小孩子眼里,各种东西都可以成为玩具,譬如大人的名牌包包会被拿来过家家,变成“菜篮子”……但电子游戏恰恰是对“玩”的一种收窄。如果在电子游戏中的“玩”完整取代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玩”,那么创造性在“玩”里面不只是缩减,而且会消失。因为在电子游戏中所有“玩”的方式都是被程序化了的。
尽管现在有很多所谓的开放游戏,理念是我们可以探索任何地方,但事实上任何我们可去的地方都是事先程序化的,所探索的所有空间都是被设定好的。所以在电子游戏中,人类学意义上的“玩”所带来的创造性、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潜能被割裂了。我们只能按照规定好的程序化方式来游戏。这不是对“玩”的丰富,而是压缩。
我们可以对比电子游戏和日常生活,比较我们在电子游戏里面做的事情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的事情,我们或许能进一步取得关于游戏的反思性洞见。
首先,这两者有同质性,它们都是慢慢形成一个高度被程序化的模式。真实世界的可爱之处是它可以使我们有做很多事情的可能性,有很多的自由去探索。虚拟世界是程序化设计好的,这扇房门打不开,因为背后没有设计;真实世界的每扇门都是真实的,打开背后肯定是有东西的。那为什么我们会越来越觉得真实世界不好玩呢?因为真实世界开始和游戏世界越来越同质。
真实世界中,我们每天做的事情被高度程序化——早上几点钟去挤早高峰,然后做哪些事情,中午吃口饭,晚上八九点甚至九十点还要工作,回家匆匆忙忙睡觉,日复一日,周而复始。这种高度程序化的生活甚至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形成了,一天的安排精确到每小时,弹钢琴、学奥数、跳绳、吃饭等都有固定的时间。我们“玩”的可能性、自由探索的可能性被不断扼杀。日常生活中的程序化再进一步往前推,最终就和电子游戏高度同质。
既然两个世界很相似,为什么游戏胜出,甚至让人欲罢不能呢?让我们进一步对游戏与现实生活展开并置性分析。你在日常生活中做某些事情,投入很多努力,不一定获得非常好的反馈。但是在游戏中,绩效却一定会反馈给我们。
政治学里一个核心论题就是“公正”(justice),游戏是更能给你“公正”的。而真实世界有更加复杂的机制。
分析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电子游戏绝对不是简简单单做一个判断就能把它归类的。它的力量恰恰是我们日常生活不能够提供的一种力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反馈是延迟的,甚至可能不一定到来。而在游戏里,只要按照游戏的说明书、游戏的玩法去做,就会有一个即时性的反馈。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游戏提供了一个另类实验室。我们在游戏里面可以马上拿到反馈,这让我们对日常生活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如何才能使得同样的机制得以发生,那么这时它就带来了分析性思考的可能性,比如,如何重新增加现实生活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去除高编程化的、一开始就把很多东西锁死的那种设置,来打开我们对生活的真正的不一样的可能性。有了游戏这个参照物,经过并置性分析与思考,我们能够取得对当下世界更深入的认知。
(《社会科学报》11.11 吴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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