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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岁这年，江梦南第一次听到了布谷鸟的叫声。那是在清华大学校园里，她晨跑时路过树林，一种陌生的声音传入耳朵。她停下来，以便听得更清晰些——重获听力后，分辨脑袋里的声音到底来自虚幻还是现实，是她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
在此之前，她清楚鸟叫是种“好听的”“婉转的”声音，但从未体会过这些形容词的真正含义。半岁时，她就因肺炎用药物不当，导致右耳失聪，左耳损失105分贝——几乎相当于能听见直升机起飞时声响的听力。
往后的日子，依靠助听器，她得以生活在并非完全无声的世界里。她是清华大学生物信息学博士，克己的性格，再加上长期的科学训练，让她对“精准”有了种执念。但在有声世界里，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初入者，准确形容一种声音，哪怕是常年环绕在她耳边的声音，也是件难以完成的事。
长期以来，她都是用其他方式去“听”。父母从小就教会了她读唇语，与她交流时，你不必刻意放慢语速。她手指触觉灵敏，能感受出声音的不同振动。某些时候，她甚至是个听力过人的女孩，比如在嘈杂的环境里，她会比普通人更容易“听”懂对话内容。
父母还教会了她发声、说话，甚至是家乡湖南宜章县的方言。她没有上过特殊教育学校，而是一直在公立学校读书。她没有因此落下一节课程，甚至跳过级。从结果来看，她的求学经历比大部分人都要顺利，成为家乡小镇上近年来唯一一个考上重点大学，最终到清华念博士的学生。
2018年到清华大学报到前，她做了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布谷鸟的叫声、下雨时的哗哗声、晚上的蝉鸣……这些曾经只存在于文字和想象中的声音，和整个世界一起，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女儿木讷的表情
江梦南出生在一个叫做莽山的瑶族小镇，父母都是初中教师，也是镇上为数不多讲究生活情调的人。他们把诗意寄托在了女儿身上，孩子按民族习俗随母姓，名字是“岁月静好，梦里江南”的意思。
很长一段时间，江梦南的确是个安静的孩子。她很少闹人，从没张口说过话。父母频繁地在她身旁摇钥匙，或者拍手，希望得到她的回应，大人们想尽办法逗她笑，但大部分时候看到的都是她木讷的表情。
接受女儿听不到的事实，是个漫长又痛苦的过程。梦南9个月大时，赵长军夫妇带着她去湖南湘雅医院检查，得出“极重度神经性耳聋”的结论。两人不愿相信，跑去另一家大型医院做了同一套检查，没有意外，希望再次破灭。
那个时候，“十聋九哑”还是民间流行的说法。赵长军夫妇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有次在长沙从医院出来后，他们去考察了当地的一所特殊教育学校。
“那些孩子已经放弃了开口说话的可能，跟着老师学手语，整个教室都是无声的。”赵长军回忆当时的场景。梦南妈妈江文革有另外的顾虑，她不忍心孩子很小就要离开父母，在这里学习另一套规则和处事方式。夫妻二人都无法接受的，是让自己的女儿彻底成为一个“聋哑人”，逐渐远离主流社会，进入另一个生活圈子。
按照当时的政策，赵长军夫妇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身边很多亲友也劝他们，把梦南送特教学校，再要一个，开始新生活。赵长军拒绝了所有人的好意，在这件事上，他再次展示了自己的偏执，发誓“要把所有的爱都给女儿”。
四处奔波求医需要不小的开销，夫妻俩的工资很快就支撑不住。工作和照顾女儿之外，赵长军把大把时间花在了茶园、果园上。那几年，他被晒得黝黑，成了一个地道的茶农、果农。
有时，赵长军就像一个普通的父亲那样，自顾给女儿讲故事。他沉浸在那样的时刻，甚至忘了，女儿听不到自己声音的事实。
“听”说能力训练
夫妻二人对女儿发出声音的期待，逐渐变成一种渴望。梦南1岁4个月时，夫妻二人不知第几次带着她去北京看病。结果和过去一样，又是场无功而返的旅行。回到住处，夫妻两人彼此沉默着打包行李，梦南在一旁摆弄玩具球，不小心把球滚落到了她够不着的地方。
“妈妈。”夫妻俩瞬间怔住。安静的房间里，他们都听到了女儿的声音。那是含糊不清的“啊啊”声，但不重要了，女儿有了主动发声的意识，这足够把他们从不断重复的失望中拯救出来。
他们看着对方，激动得说不出话，甚至哭了起来。情绪平复后，一整晚，他们几乎没合眼，回味着女儿的那声“啊啊”。两人都从这一声中得到了巨大满足：江文革认为女儿喊的是“妈妈”，赵长军则坚信那声是在叫“爸爸”。
长大以后，梦南分析自己当年突然“说话”的原因——通过助听器，她能听到微弱的声音，尽管无法辨别音源的方向，也听不出声音的内容。
“就像是乱码。”她解释那种声场。通常情况下，助听器唯一的作用只是帮她感受周围环境音的大小，以便调整自己说话的音量。
梦南逐渐学会了发声，但她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与普通人不同，她不是靠听觉记忆对比、纠正自己的发音，而是需要记住每个音节、每个字的口型，以及舌头的形状和摆放位置。
即便一切都做到完美，协调声带振动与口型变化，调动声带准确发音也是件难事。这是个不断尝试的过程，“每个字练习上千遍都是少的”，直到父母点头。
梦南再大一点时，父母意识到他们的口音太重，开始让女儿对着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练习。别人家的孩子都热衷动画片，梦南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新闻爱好者”——几乎每天她都要拎着小板凳，坐在家里那台21寸的电视前，紧盯着播音员叔叔阿姨的嘴巴。
她一天至少要看三档新闻节目，都是重播，因为有字幕。这种集中的“听”说能力训练，一直持续到梦南6岁前。除了吐字不太清晰外，她赶上了同龄小朋友的言语水平，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自己的年龄——上小学前，她已经熟练掌握了拼音，也比同龄孩子识更多字。
从未表现出过自卑
从上小学开始，梦南就一直坐在教室的前排中间位置。她需要读老师口型“听课”，但全程跟上老师的语速，几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课堂上，有时需要边听边看，有时老师会背对着同学讲话。
大部分时候，她都是靠看板书，然后自学赶进度。这占用了她大量的课余时间，但又必须这么做。或许是超出大多数同龄人的刻苦，也或许是缺失的听力换来了惊人记忆力，她在自己的节奏里按部就班，却不经意就走在了前头。
小升初时，梦南考了全市第二名。她主动提出要去300多里外的郴州六中上学，“不能一直在父母的保护下生活”。
2010年，她第一次参加高考，成绩超过了一本线。她不满意自己的发挥，选择了复读。当年湖南省的高考作文题目是《早》。考场上她想到了小时候，父母每次天不亮就带着她，提着大包小包，到镇上路边等车。他们带女儿去看耳朵，长途汽车发车早。
她说自己是哭着写下了这段经历，出了考场就知道跑了题。成绩出来后，她的强势科语文刚过及格线，99分。
第二年，她考上了吉林大学。3000公里远的长春，她没让父母陪同，独自乘火车去报到。因为自己的经历，她本想选择医学专业，但马上又意识到医生要和病人交流，有时病人也会戴口罩。她最终选了药学，“一样能治病救人的”。
梦南说自己很少因为听不到感到自卑，她很早就开始直面这个问题，而不是躲避。小时候，父母常带她出门，让她多跟人沟通。
“这是我女儿，她听不到。”赵长军总会这样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女儿，毫不避讳。在她面前，父母从来没表现出过自卑。
第一次高考那年，梦南就有获得真正听力的机会。当时的一项公益项目，可以免费为她植入人工耳蜗。这是一家人的大事，他们咨询过长沙的医生，对方不建议手术。一家人考虑手术风险，还有梦南已经完全掌握了与人沟通交流的能力，共同决定“保持现状”。
每一种声音都是新鲜的
2018年，梦南即将在吉林大学硕士毕业。一位长春当地的医生看到她的故事后，托人“连哄带骗”把她带到了诊室，劝她植入人工耳蜗。
“你已经走这么远了，为什么不试试看，自己的人生还有多大的可能性？”她被医生的这句话打动。这年夏天，右耳成功植入人工耳蜗后，她重获了失去26年的听力。
一开始，在寂静里待得太久，她很不习惯这个有声的世界。即使把耳蜗灵敏度调到很低的水平，她也无法承受外界的“吵闹”。普通的环境音，都会让她感到“视线都在震颤”。有时一个塑料瓶轻轻倒地，她都会被吓一大跳。
逐渐适应后，她开始重新打量自己所处的世界，“它原本就很吵，这就是它一直的样子”。每一种声音都是新鲜的，汽车鸣笛声、下课的铃声、雷雨声……还有她一直想感受的歌声。
现在，她喜欢听舒缓的钢琴曲，甚至重新温习周杰伦的歌，即使她还是很难听懂。在清华校园里，她骑着自行车，把手机直接连接上耳蜗，不需要通过振动，电信号直达大脑。那是独属于她一个人的时刻，“普通人很难感受到这种奇妙的体验”。
她虽然能说话，也掌握了每个字的发音方式，但从来没真正听到过它们的发音。对她来说，如果闭上眼听一个人说话，就像在听一门完全没学过的外语。
刚植入耳蜗的那段时间，梦南需要新的言语康复训练。父母每天都跟女儿通视频电话。他们先在笔记本把当天要练习的内容写好，再挡住嘴，按顺序念出来，让梦南分辨。
“宜章县”“莽山乡”“打车”“请问车站怎么走？”开始是字，接着是词，然后是日常用语，密密麻麻记满了两个笔记本。
梦南无法记起小时候父母教她说话的过程，如今在某些瞬间，她说自己似乎体会到了20多年前，坐在妈妈怀里，对着镜子不断练习口型的感觉。
恢复听力后，梦南仍和父母保持着文字沟通的习惯，几乎每天她都要跟爸爸妈妈发短信、微信。有一次，赵长军没注意女儿连续发来的信息，紧接着，手机铃声响起。
电话接通，女儿显得有些着急，确认没有及时回复信息的父母，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问题。赵长军告诉女儿只是手机没在身边，父女二人寒暄一番，然后挂断电话，没人感到哪里异常。很快，赵长军激动地跑向妻子。20多年来，他第一次在电话里听到了女儿的声音。
（《中国青年报》11.10 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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