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走向世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自上世纪80年代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钟叔河便成为被人尊敬的出版家。在一篇文章中，钟叔河写道：“我从小喜欢制作，如果允许我自由择业，也许会当一名细木工，当可胜任愉快，不至于像学写文章这样吃力。但身不由己，先是被父母拘管着在桌前读《四书》《毛诗》，1949年误考新闻干部训练班，又未蒙训练即奉命到报社报到，想进北大学历史考古亦不可能。1957年后，作为为国家服务的知识分子，是被投闲置散了，但为了谋生又不得不忙于做工，身体和精神上反而觉得充实了不少，尤其是能够在屋里放一条砍凳的时候。”

    1949年，钟叔河考入《新湖南报》、新华社湖南分社新闻干部训练班，成为一名记者。与钟叔河同年考入培训班的出版家朱正回忆那段日子：“晚餐以后，我常常和他一同到古旧书店去翻旧书。大体上我只注意和我的研究专题有关的书，而钟叔河涉猎的方面要比我广得多，他几乎是无书不读。就这样，他从这看来似乎是杂乱无章的阅读中获得了多方面的知识，这对于他后来编‘走向世界’丛书显然是很有用的。”

    1957年钟叔河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之后的20多年中，他一边靠手艺艰难谋生，一边在思索：为何自己从一个解放前的革命青年，突然会成为“反革命右派”?他大量攻读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书，希望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读史的过程中，他发现在1800年以前，就有欧洲人到中国来；可是直到180年以前，还没有中国人去过欧洲。封闭造成了落后，落后又加剧着封闭。“长期封闭的社会一旦开放，发生的变化是极其广泛、深刻而激烈的。人们只要一‘走向世界’，他的价值观和哲学观就必然发生变化，这是改变封闭造成的落后状态的强大动力。早期‘走向世界’的人的现身说法，对现代化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

    1979年，经朱正介绍，钟叔河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他计划把以前读过的300多种晚清时期中国人亲历西方的记录进行整理，并选辑出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100种。“现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没有与世界同步，中国脱离了这个轨道，如果与变化的世界同步了，那么问题就解决了。”钟叔河说。在他看来，回顾晚清那批知识分子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所留下的记录，对改革开放后亟待重新走向世界的国人仍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正因如此，钟叔河将丛书命名为“走向世界”。他在每种书的卷首都撰写了万字以上的绪论，阐述作者“走向世界”的历史背景与研读体会。丛书以每月一本的速度出版，影响越来越大。

    1985年，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在岳麓书社出版时，距离他写下这些日记，已经过去100多年。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赴任驻英公使。国外的耳闻目睹，使郭嵩焘得出比其他洋务派更为深刻的见解。在参观伦敦邮局后，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此专为便民也，而其实国家之利即具于是，此西洋之所以日致富强也。”指出封建专制国家只求“富国”，资本主义国家却懂得先要“富民”。不但如此，他还研究当时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有次与人讨论英国税法时，他说道：“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

    在学者陆建德看来，那批最早走出国门的晚清知识分子，出于好奇、不带偏见记录下来的一些细节，往往能折射出中国自身存在的问题。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记录了伦敦一车夫因为鞭打马匹过甚被罚款并监禁一个月的事情，陆建德读后特别感慨：“我原来住在北京劲松，一到夏天，农民赶着马和驴子卖西瓜。那些马和驴子非常可怜，由于缰绳套得过紧，后腿上的皮都磨光了露出肉。英国100多年前的社会文明程度已经很高，对动物权利有很高的认识，这种意识我们以前没有。”

    有感于此，在2006年回顾这套丛书的一篇文章中，陆建德写道：“时至今日，这套丛书读来，依然具有让人不安的力量。”

    这种“使人不安的力量”，似乎也印证着在走向世界的历程中，这套书顽强的生命力。

    2008年，“走向世界”丛书再版，钟叔河在谈到别人的质疑时说：“‘走向世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中国还没有完成，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们应该问一问自己，在物质上我们走向了世界，在内心是否走向了世界呢?”

    （《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第45期 艾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