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校园里的“德国老太太”

    故事要从一段网络视频说起。视频里，两位复旦校友正就20世纪80年代初的复旦校园进行对话。在谈及学生舞会时，一位校友说：“记得在学生会楼上，人挤得满满的，有上百人，跳舞的人却很少……没多少同学会跳啊！忽然，外文系那位胖胖的德国老太太站了出来，大家笑了：她这么胖，怎么跳呢？谁知她一跳起来，舞步轻盈，跳得非常好！于是，大家不停地鼓掌，为她喝彩！”

    这位“德国老太太”，就是汪小玲，我读书时曾多次见过她。那时的复旦，老外面孔少，而她却是熟面孔，也是校园里的一道亮丽风景——她面容慈祥，衣饰与众不同。常见她夹着讲义，行走在校园里的“南京路”（今光华大道）上……    

    我决定写一写汪小玲，复旦蓝精灵合唱团几位校友听说后，非常热心，几经辗转，竟为我联系上了汪小玲的儿子汪德忠、孙子汪培德先生。父子俩现在定居德国，隔空万里，他们向我忆述往事，并发来了图文资料。    

    汪小玲（1917—1997年），原名奥蒂里·卡塔琳娜·弗兰克尔，出生于德国柏林一个犹太律师家庭。1934年她入读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系时，与同校的中国留学生汪殿华相识、相爱。汪殿华（1910—1987年），江苏常熟人，1929年考进清华大学化学系。1933年，汪殿华毕业后，到柏林大学深造，1935年获博士学位。同年，汪小玲与汪殿华结婚。    

    1936年，汪小玲跟随汪殿华回到中国。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夫妇俩毅然参军入伍。汪殿华受命调查日军毒气弹、研制防毒设备，汪小玲则接受战地救护训练。1938年武汉会战，在枪林弹雨中，汪小玲奔赴前线抢救伤员。汪德忠说：“母亲告诉我，当时炸弹爆炸的尘土几乎将她掩埋，她的军装满是血污，但始终护着三样东西：一把手枪，一个装有证明文件的皮包，还有一把插在马裤和马靴间的银勺子——这是当年结婚时她母亲赠送的礼物。”这位德裔人士的参战，对于赴死抗敌的中国将士们鼓舞巨大。    

    抗战胜利后，汪殿华先在北京大学任教，后返回故乡常熟，在私立中山中学担任校长，汪小玲也在校内任职。上海解放后，汪小玲一家告别颠沛流离，生活走上了正轨——汪殿华担任了市卫生试验所（后为市医药检验所）所长，并于1956年被评为一级研究员。汪小玲则加入了中国籍，成为一名耳鼻喉科医生，先后在北站医院、闸北区中心医院任职。1965年，她调任上海科技大学，担任外语教师。    

    1970年，汪小玲调到复旦外语系任教。这一年，她已年过半百——“德国老太太”，就是当时师生们对她的亲热称呼。1972年，汪小玲和外语系的袁志英、陈少新、马静珠等同事，接上级指示，翻译德国哲学家恩斯特·海克尔的《宇宙之谜》一书。据袁志英回忆，前十章的翻译方式，是由汪小玲朗读，陈少新和袁志英口译，马静珠记录……该书译出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量达47万册。直到1975年底，他们才明白，下达翻译任务的“上级”是毛主席：“我们译的《宇宙之谜》是毛主席要看的。后来又从有关人士那里得知，该书还出了大字本，政治局委员人手一册；毛主席还赞扬译文的流畅呢。”（袁志英《〈宇宙之谜〉在中国》）

    1987年，汪殿华去世。第二年，退休后的汪小玲叶落归根，回到了德国，住进了柏林老人公寓。在柏林，她时常挂念复旦，学校每年寄给她的贺卡、谢希德校长亲笔手写的英文信，她都仔细阅读、珍藏。有一次，汪德忠去看望母亲，随口说了一句：“听说上海有个高校代表团要到访柏林……”汪小玲一听，十分兴奋：“那肯定会有复旦的人来，我可以陪他们，当他们的翻译！”下一个周末，汪德忠又去探望母亲，一开门，就见她身穿蓝布中装，脚穿黑布松紧鞋，急切地问道：“我准备了一个星期，怎么没人来电话呢？”汪德忠有点后悔，安慰她：“我也是听说而已，八字还没一撇呢！”汪小玲低着头，默不作声。忽然，她一转身，靠在儿子肩头哭泣起来……

    （《解放日报》10.14. 读史老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