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性：另一种现实可能

    “实现全面小康”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即全面现代化的新阶段。这一新阶段的来临同时意味着：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经验的中国现代性理论和思想正在孕育成熟，亟待破壳而出。厘清并确认中国现代性的真实镜像并使之进入世界现代性图景，不仅正当其时，而且于斯尤为紧迫和关键。

    与西方基于个人权利中心或自由资本中心的个人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不同，中国市场经济是基于社会权利与社会责任均衡、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公平自由竞争之基础上的开放型市场经济，因而主张并实践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双手合力作为。双手合力意味着：开放市场、鼓励资本自由流动、强调既有充分的自由竞争又有合理有序的社会合作；既鼓励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市场高效配置，又防止资本垄断和资本无限度的社会侵蚀甚或政治干预；既防止国家/政府用非市场经济方式干预市场运行，又防止资本/市场经济侵蚀或伤害国家政治和社会公平。

    与西方基于“一人一票”及党派竞选方式的国家民主政治模式和对外寻求自我优先与国际扩张的国际帝国主义政治模式不同，中国现代性的政治民主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其一，现代中国的政治民主基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核心理念，也就是“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根本政治理念，强调国家政治的人民自主性，因而它是实质性的和普遍彻底的人民民主政治。其二，鉴于民族和国家的历史经验，现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始终强调并坚守国家政治的高度自主性，即在国家独立自主前提下奉行和平外交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高度的国家政治自主性，这种国家政治的高度自主性，既是中国自古以来一直葆有的独立自主与“协和万邦”的政治文化传统，也是对内自主独立、对外“互不干预、互不侵犯、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之国际政治主张的具体体现。

    科学技术理性是现代社会文明得以生成并快速进步的内在动力，也是现代性的根本精神特性。在科技理性上，中国自启动现代化进程之初，就一直相信和奉行“向西方学习”“向先进学习”的理念，从“拿来主义”到规模不断扩大的留学运动，学习先进的初心始终不改。在这一点上，与其说中西两种现代性的重叠面在不断扩大，差别在日益缩小，毋宁说科技理性构成了人类社会现代性最可公度的基础层面。

    文化是文明的精神内核。文明可能也可以趋同，但文化却不能也不应趋同。作为中国现代性之文化预制和文化前提的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主导、儒释道三教合流、包容各种无害性异质型外来文化的多元融合型、和合型柔性文化。文化的现代性差别和冲突是迄今为止中西现代性比较研究中最为复杂待解的课题。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也是中国现代性研究的最后也最难的课题。

    “现代性”是一个建构性的概念，也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每一个文明国家或文明区域都有权根据自身的现代化实践经验，来充实或者修正“现代性”概念的内涵意义、理解方式和阐释方法。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证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迄今为止寻求并切近人类“现代性”理想最适合也最具解释力的导向性理念，这是当代中国对人类现代性的最新理解和深刻洞见，也是我们对建构人类社会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新型共同体的重大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10.15 万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