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类而言,生命或生死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普遍性的、超越性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疫情可能并不会促进整个人类对生命的理解,但却有可能会促进你、我、他等具体个人对生命的理解。在笔者看来,最为凸显的问题至少有三个,分别是:自然界与人类的关系问题、政治共同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个人的生命与幸福问题。
首先,就自然界与人类的关系而言,我们似乎要重新反思人类所处的地位。在西方开启现代化道路以来,人类的主体性得到了空前膨胀,而自然界则沦为了人类统治或随意改造的客体或对象。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变革,人类享受着科技带来的便利,也习惯于无节制地寻求技术的扩张。可是,放到更长远的时间维度去看,人类所有无节制的肆意妄为,都最终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因而我们今天试图“拯救地球”的所有努力,或许都不过是为了拯救人类自己。
其次,就政治共同体与个人的关系而言,我们应该认识到,人无法脱离政治共同体而生存,并且也只有在良序的政治共同体之中,每个人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幸福与卓越。一方面,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一个孤独的个体,我们更是政治共同体中的一分子。这就要求我们要积极地参与到公共生活之中,并且为国家更美好的未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另一方面,政府不仅是一个权力机构,同时也肩负着保障并促进公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的道德职责。
最后,就个人的生命与幸福问题而言,我们应该将自己有限的生命过得更有价值。经过这次疫情,我们无疑深刻地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性。更重要的是,相较这种脆弱性而言,我们更应该明白,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度过一种有价值的人生。
综上所述,对人类而言,生命伦理的问题是且应该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显然不应是面临困境后的被动反思,而应是处于顺境时的主动探索。
(《光明日报》11.1 陶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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