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教与乡治：古代善治因素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从总结历史的经验中认识到，善教与善治密不可分。善教化民、兴学育才对于良好的乡治具有重要的作用。善教的内涵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一是明礼乐，正人心，敦风俗。

    早在周初，周公制礼作乐并与政刑相结合，共同治国，形成礼法之治，造就了成康盛世，为后世以善教求善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经验。随着“乐以刑杀为威”的秦朝二世而亡，儒家礼乐之治成为意识形态的核心，以致自汉始迄至明清均以明礼乐作为善教的首要之举。

    总而言之，明礼乐可以正人心，教风俗，序尊卑，和上下，使国家臻于善治。

    二是重人伦，尽忠孝，爱国家。

    中国古代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维系伦常关系的血缘纽带依然强固，伦常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并为宗法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深厚的基础。

    儒家非常重视人伦关系，孟子曾尖锐地指出，疏于人伦教化与禽兽无异。五伦之中以孝为先。孝作为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不仅是修身的重要信条，也是齐家的根本规范。正因为如此，有些王朝标榜以孝治天下，有些帝号也冠以孝字，如汉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

    在中国古代立法中，除不孝为重罪外，还出现了“不悌”“不睦”“不友”“不姻”“不敬祖”等新的罪名。隋唐制定的十恶大罪，不孝为其中之一，此项法律规定一直沿用至晚清修律止。法律除以严刑惩治不孝罪外，还赋予父母对子女的教令权和对不孝子女的送惩权，即请求官府代为惩治。

    尤须指出，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在提倡孝亲的同时，进而强调孝亲与忠君的密不可分，所谓在家为孝，在国为忠，由家而国，移孝作忠。孔子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

    在国家的制定法中，法律也严惩不忠于国家的反叛罪。在十恶大罪中，谋反、谋叛列于十恶之首，犯之者不仅本人处死，而且株连家族，其刑罚之严酷迄至明清愈演愈烈。国家不仅运用法律惩治不孝、不忠之罪，以强化孝亲与忠君爱国的意识，还借助儒家学说的传播与渗透，使孝与忠深入人心，成为不可动摇的道德信条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孝亲爱国的民族精神。这就使得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相统一，个体在整体中的地位也由此而界定明确，这种民族精神有助于建立礼法控制下的社会秩序。

    三是设学校，育人才，兴文治。

    古之政治家、思想家，都积极主张设学校以育人才、以兴文治，这也是强国之本。

    善教不仅需要国家采取各种政策措施，广而教之，更重要的是，使人自省，由正心诚意出发，进而齐家治国，直到平天下。能平天下，可谓达到了乡治的极致。

    （《北京日报》7.5 张晋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