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新中国电影致敬的《演员》

    “新二十二大电影明星”，有多少人还记得呢？

    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们的星光曾经一夜之间，照亮那个朴素年代中国人的文化生活。曾经（具体说是两年零五个月时间里），那二十二张明眸善睐、英气逼人的特写照片，被大量印制，举国收藏。

    他们，上影的赵丹、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孙道临、秦怡、王丹凤，北影的谢添、崔嵬、陈强、张平、于蓝、于洋、谢芳，长影的李亚林、张园、庞学勤、金迪，“八一”的田华、王心刚、王晓棠；还有上海“青年艺术剧院”的祝希娟，他们是新中国最早拥有巨量“粉丝”的偶像。

    如今60年过去，光影如梦，星光流转。谁让我们又忆起他们和这段历史？10月18日晚，纪录电影《演员》在建外英皇集团中心影城举办了北京首映礼。该片讲述了于蓝、秦怡、田华、于洋、王晓棠、金迪、谢芳、祝希娟等老一辈艺术家的从影经历，记录了他们今夕的风采。

    他们的照片曾挂遍电影院

    “我这个名额本来是刘琼的，周总理亲自给刘琼打电话，让年轻演员上。”纪录片《演员》中，82岁的祝希娟对着镜头说。

    1962年，祝希娟24岁，只演过一部电影《红色娘子军》，出道即巅峰。当年出台的“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中，20多岁的演员只有四位，王晓棠、谢芳、金迪和祝希娟。祝希娟还是“二十二大”中唯一一位非电影厂演员入选者。

    有一个说法是，1961年6月末的某天，正值“新侨会议”（中宣部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文化部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邀请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电影局局长陈荒煤以及各电影厂的厂长、编剧、导演和演员共30余人做客中南海西花厅。据当时参会的长影金迪回忆，在会客室，周恩来对夏衍说，夏衍同志，新中国成立十多年了，为什么我们的电影院里还挂着苏联人民演员和功勋演员的明星照片，为什么没有我们自己的明星？夏衍说，总理放心，我们下去一定办。

    直到1962年到天津演出话剧《雾重庆》，在电影院看到自己的大照片悬挂在入场处的大厅里，金迪才明白，去年年底厂里安排她拍的照片原来与总理的上次谈话有关。

    同样，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田华也并不知道有关“二十二大明星”遴选一事。后来回想起来，她只记得厂里曾通知说，奉上级指示，让她去中国照相馆拍照，做什么用，田华当时并不知道。不过为了这次拍照，她还特意去烫了头发。这个造型就出现在她后来看到的“二十二大明星”照片中。

    至于如何确定这份名单，据《永恒的星辰》作者刘澍介绍，中影公司向当时电影“四大厂”（北影、上影、长影和八一）征求意见，根据四大厂上报的六七十人名单再次圈定。也有回忆说，这份大名单由文化部上报总理周恩来，22人系周总理“亲自圈定”。同样，圈定22人，到底以什么为标准，也难以得到明确说法。

    演员照片悬挂出来的观众反响，今天很难复原，但从各种“口袋装”照片的流行状况就可见一斑。1963年6月底，北京市美术公司派人持公函到电影局面谈，指出目前市场上出售的一些演员照片质量很差，该公司拟根据文化部批准的22个演员照片印制一套质量较好的《中国电影演员》照片，在国内发售，得到电影局的同意。从1963年9月到1964年4月，半年时间里，仅北京市美术公司一家就印制了演员照片753947张，在全国各地销售，已售出714638张。

    同时流行的，还有私商从各种渠道搞来的诸如《冰山上的来客》等“剧照+插曲”的歌片。算上各种单位和“私商”印制的各种版本，可以想象，数字远比我们所见的庞大。

    99岁的于蓝和98岁的秦怡

    纪录电影《演员》的导演、编剧潘奕霖，1993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原来是学播音的。1995年考入刚刚成立的电影频道，1996年开始做《流金岁月》栏目，一口气就做了20年。2014年，他开始专注做频道的另一个栏目《佳片有约》。直到某一天，他又看到了1921年生人的于蓝老师。

    “我们上班的地方电影频道，它办公的地址跟于蓝老师的家离得很近。我工作中是跟她接触过很多次，但是在某些瞬间，比如说这10年吧，有时候路过那个小径的时候，会看到于蓝老师白发苍苍，推着一个轮椅在那儿散步，那一幕会很打动我。有时候迎面会走过一些人，有些人会认出，多看一眼，‘哦，这不是江姐吗？’更多的人并不认识。老太太就这么很迟缓、很安详地推着轮椅散步，那一幕被我看到过好几次。我突然觉得，大家这么热爱的一位老演员、一位艺术家，今天就像人群中任何一个普通的老太太一样。但她那种精气神特别打动我。当看到风吹动她苍白的头发，我会有再次走近她、再次去拥抱她那种感觉。”

    《演员》第一次集中拍摄，是2018年。那时于蓝97岁了，在镜头前略略有些说话气不够。“我也知道她年龄很大了，她可能需要休息或者静养，她可能未必愿意再次面对镜头细说从前。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一个好事？我也在犹豫。因为我们希望做的所有事情，对老艺术家们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去打扰他们。”潘奕霖第二次拍摄于蓝是2020年，99岁的于蓝，就在那一年去世了。

    另一位潘奕霖心心念念想拍到的，是1922年生人的秦怡老师。

    “秦怡老师被誉为中国影坛最美的女人，我个人也是很喜欢她。但是之前每次采访都是匆匆的，采访完了就分手。我个人就觉得很遗憾，秦怡老师在我的栏目中出现过那么多次，但是我从来没有静下来深入地去倾听她讲述她的故事。你现在开心吗？你对你演的角色，哪些是比较满意的，哪些是比较有遗憾的？你的家庭？你快乐吗？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我想问她的。”所以他特别希望，如果要拍摄一部纪录电影的话，秦怡老师也能够出现在这个大银幕当中。

    最终《演员》中仅有的几个秦怡的镜头，是他的小伙伴用手机拍摄的。那时，秦怡已经骨折后长年住在上海华东医院，她90多岁还自己编剧、导演、主演了《青海湖畔》之后，就一直住在这里。

    往事令人难忘

    18日首映式当晚，观众中有一个最激动的人，是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艺委会主任江平。看完首映，他甚至连夜给潘奕霖发来他写的长达125行的长诗《我是演员……》。他在首映式上的发言也很动人：“我看的时候一直在抹眼泪。我这人容易激动，但是今天是格外激动。小潘不容易，他这20来年一直想做这么件事，他做成了。”

    “为什么今天我一定要来？就是要向前辈致敬，向真正的演员致敬。”江平最引以为豪的，是“这‘二十二大’前辈，除了1968年早逝的上官老师，我跟他们21位都熟。真的，跟现在还健在的8位，都有亲密接触，包括王心刚老师，包括秦怡老师。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去看秦怡老师，她依稀还能认出我，开心；跟王心刚老师，前不久还通了一次电话，他身体还行。于洋老师我是中秋节刚去看过的。我那天还给谢芳老师送月饼，第二天我跟她通电话，我说谢芳老师月饼拿到了没有？”

    他知道很多演员的故事，谢芳老师原来名字叫谢怀复，新中国成立后她说“我不要这名，这名不好听，我得有个革命的名”。然后就抓阄抓了个前进方向的“方”。“然后在我们北影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字幕师把她的名字，凭感觉，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孩肯定是谢‘芳’，加了个草字头。出来之后谢芳一看：‘不是啊，我是方方正正的方啊。’，汪洋厂长说赶紧想办法换掉，她说不行，‘国家的钱、国家的胶片不能浪费了，我的名字就不改了’，从此就叫了谢芳。”

    金迪在拍《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时候，赶上自然灾害。“在连毛主席都不吃红烧肉，周总理都不吃鸡蛋的情况下，他们也是缩衣节食。结果周总理碰到她之后说，小金迪你怎么会这么瘦？金迪说总吃不饱。总理跟长影的领导亚马说，一定要保证小金迪每一个月吃上一顿红烧肉。”

    （《北京青年报》10.22 吴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