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脑海中的50年代台湾

　　■张北海

　　国民党正式迁台之后，除了一大批直接由大陆来的以外，还有不少人是曾在香港停留几年才来的。因此，台北外省人圈子里的年轻一代，由于其中不少在抗战时期住过重庆，因此就曾流行过一阵四川话，而且引以为豪。而之后香港来的这批子弟又以会讲广东话为时髦。他们不但讲广东话，而且还从香港带来一个流行了一阵的时髦用品，就是那个时候香港每个小女生都用的藤编小箱型书包。

　　但是这个香港书包，来得快，去得也快。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不久，至少台北市的中学生，个个都背上了美军装防毒面具器材的黄绿色军包。

　　朝鲜战争对50年代初台湾的影响实在很大；经援、军援不说，一江山、大陈岛之后，全岛上下首次感到安心。现在回想，当时的白色恐怖，一部分是因为台澎金马有美国第七舰队和十三航空队进入才有了逐渐缓松的可能。50年代初，我不但目击到一卡车、一卡车从师大、台大逮捕的学生，我甚至经常去水源地看枪决“匪谍”和其他重刑犯。而且当时确实查破了一连串的“匪谍案”。但最精彩刺激的是“李朋王声和”案。除了案情和侦破过程复杂之外，他们二人不是替中共搜集情报，而是替“第三国际”。但是这类重案和枪决事件，到了50年代下半期，就很少听闻了。

　　社会开始稳定下来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台北市开始有了电影和平剧以外的娱乐，然后是几乎同时出现的太保太妹。

　　这个青少年帮派代名词来自与我同代，但稍微大我一两岁的“十三太保”和“十三太妹”。这些以外省子弟为主的帮派立刻引出无数仍以外省子弟为主，但开始霸占地盘、勒索抢劫、寻仇殴斗的第二代，例如以中山北路为根据地的“十八罗汉”，还有不知其地盘在哪儿的“一百零八将”。50年代末的“竹联”和“四海”应该算是第三代了。本省较老的帮派如“大桥帮”，则很少越界前往西门町或东门町。

　　就十几二十来岁的人来说，这是相当刺激的时代。西门町首先出现了弹子房，后来台大附近罗斯福路上更是打弹子的集中地。另外一个麻烦场所是在北一女举办的周末电影欣赏会，因为太保太妹闹事，办了几年就停止了。接着是将已经存在的茶室略微变质，使它更为色情。当时因为好莱坞的几部影片，如《飞瀑怒潮》《大江东去》，而使玛丽莲·梦露成为台湾第一个头号性感明星。所以，西门町一条巷子里一个星期之内出现两个新茶室，一个叫“玛丽莲”，一个叫“梦露”。可是这类茶室本质上与一般的消遣场所，比如说，“新南阳歌厅”不一样，后者是较长一辈的消遣所在，比较老派，泡杯茶、嗑嗑瓜子、听听歌等等，但是连这样的所在后来也变成观、听众只要看女歌星“跳”，以便乘机瞄一下内裤。然后有人干脆推出百分之百的大腿舞，像“黑猫歌舞团”。而前者无论是“玛丽莲”，还是“梦露”，则主要是年轻人偷情的所在。

　　如果说50年代初和中期的台北市社会时髦风流男士的典型打扮是浅粉红衬衫和铁灰色西装的话，那大中学生，因军训制服的关系，在放学之后或周末去西门町，或去朋友家的摇滚派对的时候的打扮，尤其是男生，尤其在《养子不教谁之过》放映之后，多半是牛仔裤，有时一件夏威夷式花衬衫。女的衣装不太戏剧化，但是那发型可确实真有本事。无论校方如何严格规定，至少私立学校的女生们，流行马尾就是马尾头，流行赫本就是赫本头，再等到太空装流行的时候，台北好像每个女孩儿都穿它上街。

　　我曾目击50年代许多事物的诞生，但所目击到的不少事物，多半只有目击者本人觉得有意义。比如说，台北市的蒙古烤肉诞生在萤桥河边。萤桥最早是中学生们发现的理想的幽会所在，因为水上可以划船，甚至于夜间游河。不久之后就有了水上小吃，像鸡鸭翅膀、茶叶蛋等等，然后才有人在河边搭篷开店卖蒙古烤肉。萤桥于是成为台北一个重要的新夜市。

　　总的来说，我相当厌烦50年代台湾。对我来说，整个50年代台湾社会是一个窒息的社会，一个君臣父子式社会，一个家长式社会，一个非但不鼓励，反而打击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一个改革前起飞前的社会，一个我要逃离的社会——这就是为什么当我1962年1月16日从松山机场起飞之后，我没有回头再看台湾一眼。

　　（选载二）

　　（《一瓢纽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