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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山西发生洪涝灾害，人们纷纷捐助献爱心。助人为乐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当社会出现灾害或者困难时，总是有热心的人站出来，伸出援助之手。
按常理，热心的捐助总是会受到欢迎的，可是在汉武帝时期，有一个人的捐助，最初竟然遭到了拒绝，他就是卜式。
《汉书》、《史记》等典籍记载了他的故事。卜式有一个弟弟，当弟弟长大后，卜式从家中分出居住，当时他只取羊百余只，田宅财物都分给了弟弟。卜式入山牧羊十余年，羊多达千余头，于是便购买田宅。而他弟弟不善经营，倾家荡产，卜式于是多次分给弟弟财产。
汉武帝时期，汉朝正在抵抗匈奴入侵，卜式上书，愿意捐出一半的家财资助边事。没想到，他的这份热情不仅遭到了汉武帝的拒绝，汉武帝还派人去调查卜式的真实目的。专使问卜式：“你是想当官吗?”卜式说：“我从小牧羊，不会当官，也不愿意做官。”专使又问：“那是你家里有冤情，想申诉吗？”卜式说：“我生来与人无争，遇到贫穷的乡人，我就借钱给他；为人不善的，我就教他做好事。我无论到哪里，人们都很尊重我，哪来的仇人啊!”专使说：“既然是这样，那你究竟想要什么呢?”卜式坦然地说：“天子诛匈奴，我认为贤者宜死节，有财者宜出钱，如此，匈奴可灭。”
专使听后回去报告了朝廷。汉武帝也对丞相公孙弘讲了，公孙弘认为：“这不符合人之常情，希望陛下不要允许。”于是，汉武帝拒绝了卜式捐款的请求。
一年后，因为与匈奴的战争，再加上匈奴浑邪王等归降汉朝，需要安置，朝廷开支过大，国家粮仓和钱库空虚，进而流民增多，各级官府无力安置这么多流民。卜式得知这一消息，就出钱20万捐给河南太守。后来，河南太守把此次为官府捐钱的人员名单呈给朝廷，汉武帝又看到了卜式，汉武帝想到一年前卜式上书要求输财之事，这才相信卜式的确是一个仗义疏财之士。汉武帝赐给卜式一些钱，卜式把这些钱“尽复与官”。
汉武帝大为感动，“乃召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四顷”，并且“布告天下，尊显以风百姓”。但卜式拒绝了做官。汉武帝便让卜式去上林苑养羊，卜式接受了。一年后，卜式把上林苑中的羊养得膘肥体壮，汉武帝看后非常高兴，就问卜式牧羊之道。卜式不仅讲了养羊的心得，还从养羊联系到当官为政。汉武帝非常喜悦，便任命卜式为缑氏县令。卜式勤政爱民，政绩显著，不断升迁，一直被提拔为齐王太傅、刘王相。
宋代诗人苏轼为政尽心，诗文名满天下，更令后人钦佩的是，他有一颗仁爱之心。《宋史·苏轼列传》记载了他开办“公立医院”救治百姓的事迹，这件事也广为流传。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以龙图阁学士身份赴任杭州知府。刚一到任，就碰到了瘟疫大流行。杭州城里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求医问药的百姓。
经过深思熟虑后，苏轼决定创办一家官办医院，救治百姓。可是开设医院需要大量资金，怎么办？他同属下商量后，决定采取募捐的办法。苏轼首先从府库里拿出2000贯平时省下的办公经费，同时号召城里的有钱人捐款，可是还缺不少钱。苏轼回家后，把情况同夫人王闰之说了，王闰之全力支持，带头卖掉陪嫁的首饰参加募捐，苏轼又拿出自己的积蓄五十两黄金交了上去。
在苏轼夫妇的带动下，参加募捐的人越来越多，总算把办医院的资金募集起来了。苏轼又聘请了一些医生，在杭州众安桥旁边找到了一处官家的院子，办起了一所医院：“安乐坊”。为了给百姓治病，苏轼的夫人还把祖传的秘方“圣散子”贡献出来，制成了大批药品。
安乐坊建起后，苏轼在派官员和医生分赴各个街巷救治病人的同时，还免费发放食品、药品。后来，在众安桥附近，苏轼又开一药局：“惠民药局”，就如同现在的药店。再后来，又开了几个药局，方便百姓就近看病取药。
生活在苏州的彭绍升，是清代著名的慈善家，他创建了综合性慈善组织——近取堂，长期举行多种慈善活动，另外还仿照北宋范仲淹义庄之制，救助贫困的彭氏族人。值得一提的是，在1793年的大水灾中，彭绍升推出了一种救济措施，有效地开展赈灾物资的发放，受到了百姓的欢迎。
往年遇灾害，官府会举行平粜的措施帮助百姓渡过难关。平粜，就是指官府按平常价格卖出粮食。这一年发生水灾，彭绍升依然如故。穷苦百姓纷纷涌来，整个街巷都挤满了灾民，身强力壮的灾民，能买到十来升，而没有力量的弱者，甚至一升也买不到。
彭绍升针对这个弊端，推出了“划界给票”的创新举措，即“东以城桥为界，南以城为界，西以新造桥直南为界，北以吴衙场为界，除诸大户市廛外，合计五百家，家予一票，按票给米，日以三升为率。”也就是说，彭绍升发票给百姓，百姓按票买米。为了防止多买和重买，“邻人日持票来籴（dí，买进粮食，与“粜”相对——注），门外收钱，门内给米，於票上印日期为记，不得重籴”。这样一来，家家都能买到平粜米，救助收到了良好效果。
（《北京晚报》10.18 刘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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