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的“冷门”，拓展着文学的边界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这位现居英国的坦桑尼亚小说家，不仅不属于多数读者知道的作家，即便是专业的文学研究者，熟悉他的人也不多。

    虽然美国民谣艺术家鲍勃·迪伦在2016年获得诺奖的时候，很多人惊呼“歌手也能得文学奖”，但实际上，诺奖对文学的定义一直在拓展，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小说、诗歌、戏剧等经典门类。

    这首先就是文体与创作门类的拓展。1915年，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获得诺奖，他以人物传记写作而著称，有《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托尔斯泰传》等代表作。对罗曼·罗兰的认可，实际上也是诺奖对人物传记写作的认可，在此之后，一些专注于非虚构或历史写作的作家，也得到了诺奖或其他重要的国际文学奖项的青睐。

    历史写作或者说是纪实类的回忆录创作，也被纳入诺奖的范畴。1953年，曾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获得诺奖，获奖理由是“由于他在描述历史与传记方面的造诣，同时由于他那捍卫崇高的人的价值的光辉演说”。把诺奖颁给一个政治家，在后世也一直存在争议，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不需要的战争》这类作品对二战史有不同常人的亲历视角，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难得的文本，尤其是在二战刚结束的时代背景下，颁奖给丘吉尔似乎也并非是很奇怪的事。

    诺奖虽然主要考虑纯文学层面的因素，但的确也很看重时代背景，像赛珍珠、肖洛霍夫、库切这类其作品时代性较强的作家，也被诺奖看重。不过，文学有时代背景与现实关怀本身就是合理的，只是现实批判的意味不应该凌驾于纯文学层面上的表达，文学的外部因素不能压倒文学本身，这是文学发展基本逻辑，而诺奖在这一点上，态度一直也是明确的。

    即便将思考与表达的形式诉诸哲学，也不能让诺奖的理想主义气质被损害，坚守艺术性与人文关怀的底线逻辑，成为诺奖作品的一条“金线”。比如，哲学家柏格森、萨特都曾获得诺奖。从他们的获奖理由来看，相比写作的形式，诺奖评委更看重表达的精神性层面的问题。

    更加重要的是，诺奖对文学边界的拓展，更在于写作者表达方式的创新与思想的延展性，甚至那些具有一定叛逆姿态的作品更容易被认可。前文所述的鲍勃·迪伦就是很典型的代表，他年轻时创作的歌曲，与美国上世纪的反战运动背景相契合，对战争的创伤，种族偏见的伤害，有十分直接的批判。从诺奖的历史上看，很多作家相比前人都有很强的创新性与叛逆色彩。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诺奖的“冷门性”才增加了世界文学的丰富性与多元性，今年非洲作家再次获奖，其实也意味着非欧美文化中的文学表达的可能性。

    （《北京晚报》10.15 黄西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