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条线 那个人

    1935年，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重要奠基人胡焕庸（1901.11-1998.4）发表论文《中国人口之分布》时，提出“瑷珲-腾冲线”是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多年以后，这条“瑷珲-腾冲线”已被称为“胡焕庸线”。这条线上地理形态纷繁复杂，而且这条线的两侧人口密度差异巨大，经济社会发展也相当悬殊。1935年，这条线西部人口占全国4%；而用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再算，因分辨精度不同，西部人口的占比大致在5.6%到6.3%之间，变化甚微。

    “胡焕庸线”的本质，就是找到了刻画中国人口空间形态的最为简洁的方式，进而成为一条稳定的国情地理分界线，对国家的均衡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民族振兴和国防安全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体现了重大应用价值。

    本文为记者对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丁金宏的访谈，丁金宏的博士生导师是胡焕庸。

    今年是胡焕庸先生诞辰120周年，谨以此文向大师致敬。

    “瑷珲-腾冲线”是如何诞生的

    记者：在你看来，胡先生在1935年提出这条人口地理分界线，是偶然还是必然？

    丁金宏：这要看当年的大背景。20世纪初期，中国笼罩在甲午战败和庚子赔款的阴影中，除了反思制度痼疾和文化沉疴，庞大的人口数量也被认为是“冤头债主”。由此，人口和土地的尖锐矛盾成为解释国家危机的一个重要因子。

    当时，有不少学者主张通过大规模垦荒，将过剩人口迁移到人烟稀少的西北地区，以缓解国家人满为患之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西北地区更成为国内移民的唯一目的地，地方大员、民间贤达纷纷建议屯垦实边、开发移民，一时间方案层出不穷。不过，当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开发西北并不积极，即便是多方要求设立的“西北建设委员会”也没批准。

    记者：但正是这种困顿时局，让研究人地关系的人口地理学应运而生？

    丁金宏：对，当时有不少中外学者开始研究中国人口地理，竺可桢和翁文灏等人开始了中国人口地理的启蒙。20世纪30年代初，胡先生是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他循着老师竺可桢的路径研究人口分布问题。

    在省、县人口地理分析的基础上，胡先生在作全国人口县级分辨率的地图制作和研究工作。他写《中国人口之分布》时，首要难题是人口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胡先生尽量采用1935年当年的最新数据，但现实状况是只有浙江、山西等六省的县级统计是齐全的。他花了极大精力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核算了各地人口，其中江苏、安徽等17个省的数据取自政府报告，直辖市、租界的数据主要取自《统计月报》和英国《政治家年鉴》，四川、贵州、福建三省因缺乏新近数据，不得不采用1925年的邮政统计数据，藏族人口及西康、青海两省人口根据经验作了主观估计。此外，他还用了一些《申报年鉴》、英文《中国年鉴》等的零星数据。

    经过细针密缕的整理，胡先生实现了中国大陆人口数据的第一次县级统计单元完整拼合，他自己也不无自豪地称为“全国人口比较最完备之统计”。

    记者：著名的“瑷珲-腾冲线”就此诞生了？

    丁金宏：胡先生将县级人口数与土地面积相关联，制作了人口分布点值图和密度等级图。他用一个点代表2万人，将县级人口密度分为8个等级，直观反映人口分布的疏密差异。

    然后，他将人口密度等级跟自然地理属性作了对应分析。比如人口最密的第一级对应稻作平原，第二级为旱作冲积平原，第三级为沿江沿河局部平原，其下为丘陵、山地、高原等，确立了以地形、气候为条件，以粮食生产为关键中间变量的人口地理分析范式。

    在完成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图之后，胡先生敏锐地发现中国的人口密度差异性存在一个线性轮廓，这就是“瑷珲—腾冲线”。这条线画龙点睛地反映了中国人口分布的不均匀格局，是中国人口密度从东南向西北递减渐变过程中的突变线。

    上世纪50年代，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引起很大争议，人口研究成为敏感问题。直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有关中国人口地理分布和“瑷珲-腾冲线”的验证研究才逐渐丰富起来。胡先生本人根据这次普查数据，核算了这条线两侧的人口比例，发现东南地区的人口比重由原来的96%略减到94.4%，相应地西北人口比重从原来的4%上升到5.6%，两侧的人口密度悬殊格局并没有实质性变化。

    “胡焕庸线”已逐渐确立为国家地理分界

    记者：有个学术名词叫“顽健性”，用来形容“胡焕庸线”是否很恰当？

    丁金宏：确实如此。上世纪90年代，又有学者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发现“胡焕庸线”东西部的人口比例变化幅度仅为1.8%。

    2015年是“胡焕庸线”发现80周年，我跟其他学者一起，用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作了进一步验证。由于分辨精度不同，各自的结果也略有差别，我们发现“胡焕庸线”以西人口占比大致在5.6%到6.3%，仅比1990年略有上升。这再一次显示了“胡焕庸线”的稳定性，或者说顽健性。

    记者：“胡焕庸线”从提出到现在，已经快90年了，为什么依然这么稳定？

    丁金宏：胡先生在写《中国人口之分布》时，强调了两个因素：一是地形，二是气候特别是雨量。一方面，“胡焕庸线”与中国地形的第二、三台阶分界线较为吻合；另一方面，“胡焕庸线”又与400毫米等降雨量线较为贴近。这说明，地形及气候条件的作用是宏观准确的，也是综合叠加的。

    而且，“胡焕庸线”位于农牧交错带上，这条线两侧的农业生产方式差别显著，东南部以耕作业为主，西北部以畜牧业为主，耕作业的土地生产效率比畜牧业高，从而决定了人口承载力的差异性。再进一步看，“胡焕庸线”是中国农业生产潜力，即陆地生态系统原始生产力的分界线。

    另外，葛剑雄教授认为，“胡焕庸线”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清朝晚期才基本定形，它的稳定性是历史阶段性的还是长期甚至永恒的，需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作更多的探索。

    记者：以往，人们广为知晓的是“秦岭-淮河线”“长城线”等。而现在，从社会热度上看，“胡焕庸线”的被议论度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前两者。从学术地位上看，这三条线是否可以等量齐观？

    丁金宏：我认为，“胡焕庸线”已逐渐确立为国家地理分界。

    所谓国家地理分界，是指较大规模国家的国内顶级区域分界线。中国幅员辽阔、地理条件复杂多样，顶级地理区域有多种习惯分法，比如以“秦岭-淮河线”或“长江线”来划分南方与北方，以“长城线”划分塞内与塞外，以南北向结合省界划分为沿海、内地或东中西三大地带，以地形落差轮廓划分为高、中、低三大台阶等。

    “胡焕庸线”形式上发端于人口密度差异，而实质上深刻揭示了中国自然、经济、人文等因素的综合分异格局。从这条线可以看到，直接影响人口密度的是人类活动因子，包括农业的生产方式、工业的交通条件、商业的集聚区位等，而潜藏在人类活动之后的是自然条件如地形地貌、气温降水、土壤植被等。在“胡焕庸线”西北的地区，自然条件、农业基础、交通条件、城市发展等跟东南地区形成强烈反差，导致人口相对稀疏。

    可以确认，“胡焕庸线”是中国综合国情的顶级分界，在国家经济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越来越彰显出它的辨识度、科学性和稳定性，正在成为与“秦岭-淮河线”“长城线”并列的又一条重要的国家地理分界。

    怎样突破“胡焕庸线”

    记者：这几年，关于怎样突破“胡焕庸线”的讨论日益增多，这条线真的牢不可破吗？

    丁金宏：“胡焕庸线”的巨大价值，潜藏于人类生存基本需要的食物逻辑和就业逻辑中。食物是人类生存不可须臾或缺的资源，现代社会食物虽然可以从市场上获取，但是大规模、远距离的食物运输是不经济的，因此食物的生产能力依然对人口宏观分布具有最强的解释力。而就业是人口在城市集聚的关键中间变量，农耕条件好的地方往往也适合城市发展，这正是“胡焕庸线”在工业化过程中仍然能够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

    胡先生提出这条线时，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中国人口是4.58亿，地理学家已经对中国遍地都是经营小块土地的农民惊讶不已。到如今，中国人口已经突破14亿，人口增长了两倍，而耕地面积仅增加56%。

    “胡焕庸线”是地理国情的一种客观存在，是人口密集与稀疏的分界，不幸的是它也成了富裕与贫穷的分界，这正是希望突破“胡焕庸线”的原因。但这种突破，应该以让西北地区获得更多发展机会为目标，特别是加强对交通、教育以及生态保护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投资环境，保障基本民生，只有这样才能让西部有更快的发展速度，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解放日报》10.11 高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