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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4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哲学所）正式揭牌成立，力图构建一个哲学与自然科学的新联盟。这一不同寻常的决定背后，是对中国未来科技如何实现跨越发展的深谋远虑。
记 者：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中国科学院为什么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哲学研究所？
郝刘祥（中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当代基础科学前沿直接关联着众多重大哲学问题，比如数学的基础和本性问题、量子理论中的本体论问题、复杂性科学中的突现论问题、认知科学中的心脑关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对于人类理解和改造世界、促进自身文明的发展，构成历史上罕见的重大挑战和革命性转变的契机。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国际上许多著名大学纷纷设立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研究机构。
当前中国科技发展正处于阶段性跨越的关键节点，为提升中国的科技原创能力，中国科学家就必须紧扣科技前沿中的基本问题进行开拓和创新。越是基础性的、开拓性的研究工作，离哲学关心的基本问题就越近。因此，建立科学与哲学的新型联盟，为未来的科技革命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在中国就变得尤为迫切。
此外，当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智能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要想成功应对这场挑战，同样需要建立哲学与科学的联盟。
记 者：哲学和科学在历史上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郝刘祥：当代著名科学史家弗洛里斯·科恩说，在17世纪科学革命到来之前，人们有三种认识世界的方式。第一种是哲学的方式。哲学家认识世界会先假定一些最基本的原则，然后利用逻辑演绎来解释世界上的一切现象，典型代表就是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第二种是数学的方式。数学家抹去性质差异，保留数量差异，力图建立起各种数学模型来表征世界，代表性成就是古希腊的行星天文学和阿基米德的静力学。第三种是实验的方式，是以实际应用为导向的动手操作和精确观察。而17世纪科学革命的本质，正是这三种认识世界方式的相互融合。
这种融合是逐步完成的。举例来说，伽利略成功地把数学的认识方式和哲学的认识方式结合到了一起，所以他称自己是“数学家—哲学家”。波义尔则把哲学的认识方式与实验的认识方式结合到了一起，所以是名副其实的“实验哲学家”。牛顿最终完成了三种认识方式的综合。作为微积分的发明者、万有引力定律的创立者和牛顿环的演示者，牛顿将数学家、哲学家和实验家这三种角色完美地集于一身。
哲学研究要遵循两条基本原则：首先要用清晰的概念来表达思想，其次任何思想都必须经过论证。这跟数学的要求如出一辙。此外，哲学跟数学都不仰仗于经验。对科学家而言，任何数学理论和哲学思想都只是他们用来理解自然的文化资源。哪种数学理论合适、哪派哲学思想能带来灵感，要服从自然或经验的裁决。
记 者：如何让大多数科学研究者相信哲学对科学的“有用性”，让科学家主动拥抱哲学？
郝刘祥： 哲学对于科学的“功用”，可以分为一般和特殊两个方面。
从一般意义来说，哲学训练可以提升人们的思维严密性和思想高度。哲学是概念之学、论证之学，就此而言它有助于培养概念思维的严密性。哲学家关注的都是这个世界的最基本的问题，就此而言它有助于培养看待问题的宏观视野。
哲学的特殊“功用”，主要体现在哲学家通过对基本概念的持续关注而发展出的思想体系，往往成为科学中原创性思想的灵感之源。举例来说，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关于自然界数学化的思想，不仅激发了伽利略关于落体定律的研究，还激发了开普勒去寻找行星运动的第三定律。
哲学的特殊“功用”，还体现在哲学家通过对科学认识论和科学进步的动力学的研究，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科学发展的“规律”，从而为科学政策的制定和科研体制的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按科恩的说法，科学发展的基本模式是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的交替。在常规阶段，科学家完全有理由不关心哲学，因为他们的基本任务活动就是遵循范式的指引去解决难题。但在科学革命阶段，就会有科学家开始怀疑范式的适用性，这时他们就会主动跨入哲学的领地去寻找盟友。历史上的大科学家，莫不具有深厚的哲学底蕴，爱因斯坦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所以我们总是称他们为“哲人科学家”。
（《中国科学报》9.30 胡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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