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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在中国史研究中提出“复线史”的叙事方式。他试图以此打捞散失在历史缝隙和裂纹中的不同声音，用多样性来替代单一体的演化，从而打破“线性历史”的封闭叙事。这对于我们党史研究也有极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在复线的历史中，客观的历史被视为一种“同时兼具散失与传承的二元性或复线性的运动”。它要求我们必须努力收集线性历史中的已有记录，同时还要善于打捞那些被线性历史压制或遗弃的过去。必须打破这种单一化的历史叙事，将目光投射于线性历史之外，关注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并恢复其历史主体的身份和地位。
在党史研究中，我们也应当关注和重视这一点。胡乔木说：“党的历史是群众的历史，也是共产党员群众的历史，不仅仅是党中央某几个人的历史”；要“有意识地多写一批党的优秀干部，在各个革命时期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虽然不可能详细地写，但是应该提到。也要选择一些普通的党员加以描写。这样，党的历史就不是一条线的历史，也不是一个面的历史，而是立体的”。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保持沉默”的人民群众，对此我们也需要照顾到。比如，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民众都是坚决抵制的，但在一些偏远的乡村，许多农民不关心时事，认为谁过来都得交税纳粮。他们的认识和活动，当然与中国共产党是没有关系的，这或许是因为党的力量达不到。但我们写党史的时候，却应当意识到他们的存在。
杜赞奇提出“复线历史”，其目的还在于说明历史主体总是善于收集业已散失的过去，并赋予它新的历史意义，因而具有一种创造既作为过去，又作为未来的历史的能力。
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政党观念的改造和利用，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
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士人向来以君子为名，当然不肯与党有涉。正因为如此，维新派试图用“政党”与“朋党”作区分，认为“政党者，欲把握国家权力，而遂行其志意，故联合同人为一党也”，而“朋党者，本小人之事，每以阴险为手段，在牵制君主之肘，以营利于其间”；鉴于国人以结党足以乱政，他们又强调其与“革命党”之不同，认为“偶有民人，结作一党，而反抗君主之权，以强逼君主，是革命党耳，非我所谓政党也”。
这种创造性的阐释，虽极大地缓解了国人对“党”的疑惧心理，但其对“政党”与“革命党”的刻意区分，也迫使“革命党”人极力与之拉开距离，以防玷污其革命的精神。比如，1905年在同盟会的预备会上，孙中山就宣布“本党系世界上最新之革命党”。而十月革命后，他又迅速把目光转向俄国，认为“俄国完全以党治，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可为楷模。这恰好与中国共产党创立者的思路相契合。
因此，我们只有明白这一点，才能理解“君子不党”这个中国文人所坚守的古老教条，为什么在十月革命后的1920年代会被彻底打破，致使青年学生引为时尚，出现每以入党为荣这一历史现象。
总之，“复线史”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为历史展现了更多分立并存的叙事结构。
（《北京日报》9.13 周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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