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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21年09月28日 星期二

    “复线史”视角为党史研究提供新视点

    《 文摘报 》( 2021年09月28日   07 版)

        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在中国史研究中提出“复线史”的叙事方式。他试图以此打捞散失在历史缝隙和裂纹中的不同声音,用多样性来替代单一体的演化,从而打破“线性历史”的封闭叙事。这对于我们党史研究也有极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在复线的历史中,客观的历史被视为一种“同时兼具散失与传承的二元性或复线性的运动”。它要求我们必须努力收集线性历史中的已有记录,同时还要善于打捞那些被线性历史压制或遗弃的过去。必须打破这种单一化的历史叙事,将目光投射于线性历史之外,关注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并恢复其历史主体的身份和地位。

        在党史研究中,我们也应当关注和重视这一点。胡乔木说:“党的历史是群众的历史,也是共产党员群众的历史,不仅仅是党中央某几个人的历史”;要“有意识地多写一批党的优秀干部,在各个革命时期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虽然不可能详细地写,但是应该提到。也要选择一些普通的党员加以描写。这样,党的历史就不是一条线的历史,也不是一个面的历史,而是立体的”。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保持沉默”的人民群众,对此我们也需要照顾到。比如,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民众都是坚决抵制的,但在一些偏远的乡村,许多农民不关心时事,认为谁过来都得交税纳粮。他们的认识和活动,当然与中国共产党是没有关系的,这或许是因为党的力量达不到。但我们写党史的时候,却应当意识到他们的存在。

        杜赞奇提出“复线历史”,其目的还在于说明历史主体总是善于收集业已散失的过去,并赋予它新的历史意义,因而具有一种创造既作为过去,又作为未来的历史的能力。

        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政党观念的改造和利用,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

        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士人向来以君子为名,当然不肯与党有涉。正因为如此,维新派试图用“政党”与“朋党”作区分,认为“政党者,欲把握国家权力,而遂行其志意,故联合同人为一党也”,而“朋党者,本小人之事,每以阴险为手段,在牵制君主之肘,以营利于其间”;鉴于国人以结党足以乱政,他们又强调其与“革命党”之不同,认为“偶有民人,结作一党,而反抗君主之权,以强逼君主,是革命党耳,非我所谓政党也”。

        这种创造性的阐释,虽极大地缓解了国人对“党”的疑惧心理,但其对“政党”与“革命党”的刻意区分,也迫使“革命党”人极力与之拉开距离,以防玷污其革命的精神。比如,1905年在同盟会的预备会上,孙中山就宣布“本党系世界上最新之革命党”。而十月革命后,他又迅速把目光转向俄国,认为“俄国完全以党治,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可为楷模。这恰好与中国共产党创立者的思路相契合。

        因此,我们只有明白这一点,才能理解“君子不党”这个中国文人所坚守的古老教条,为什么在十月革命后的1920年代会被彻底打破,致使青年学生引为时尚,出现每以入党为荣这一历史现象。

        总之,“复线史”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为历史展现了更多分立并存的叙事结构。

        (《北京日报》9.13 周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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