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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鲁迅诞生一百四十周年，同时也是他最重要的作品《阿Q正传》发表一百周年。
《阿Q正传》发表了一百年，阿Q那滑稽而可怜的苦脸在人们心中活了一百年，关于阿Q的阅读与论争也进行了一百年。由《阿Q正传》的阅读史、争论史，我以为，可以总结出五种鲁迅作品读法。
深读法
十年前我在《光明日报》“光明讲坛”上发表过一篇讲座《深读鲁迅 学会思考》，在青年读者中反响很好。今天还要首先强调深读，这是因为，《阿Q正传》看似与鲁迅的其他作品不同，有些地方像通俗小说，但实际上含意最深，它最需要深读。
从作家的创作本意与知情者的本初评论出发，是作家、作品研究的正确途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阿Q典型研究主要是沿着这一途径向前进展的。
从1921年12月4日起，《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每周或隔周刊登一次，刚登到第四章时，当时主编《小说月报》并兼记者的沈雁冰（即后来成为现代文学巨匠的茅盾），就以大评论家的慧眼，洞察到刚问世四章的《阿Q正传》的伟大价值，在回答读者疑问时明确指出:
至于《晨报副刊》所登巴人先生的《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你先生以为是一部讽刺小说，实未为至论。阿Q这人，要在现代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
茅盾这段对《阿Q正传》的最早评语，实质上已经包含了后来百年间《阿Q正传》研究的主要方面，切中肯綮地道出了《阿Q正传》的真义。其中所谓阿Q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的提法，其实与后来冯雪峰所说的阿Q是“一个集合体”“‘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完毕一个多月之后，直接了解鲁迅创作意图的周作人，以仲密的名义在《晨报副刊·自己的园地》专栏中发表了《<阿q正传>》一文，着重透露了《阿Q正传》的主旨：“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现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阿Q“是一个民族的类型”。“他像神话里的‘众赐’(Pandora)一样，承受了恶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切‘谱’上的规则，包含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各种意见，提炼精粹，凝为个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文章一并透露了阿Q的生活原型——“一个缩小的真的可爱的阿贵，虽然他至今还是健在”。
作家自己的陈述，是理解作品本意最可靠的根据。鲁迅1926年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自己陈述《阿Q正传》创作主旨时，也说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他“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毫无疑义，“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使读者从作者“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中，感到“我们的传统思想”给国人所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正是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主旨和本意。《阿Q正传》发表时的1921—1922年，“周氏兄弟”关系尚未破裂，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然而，一般读者对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本意却是不易接受的。孙伏园当时想为他主编的《晨报副刊》办个“开心话”栏目，刊载与汇聚一些可笑、幽默的文字，让人们在阅读报纸时获得轻松快意。鲁迅依循“开心话”栏目的风格，将先前用于《狂人日记》《药》等作品的笔名“鲁迅”更换为“巴人”，“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第一章“序”的话语风格也与先前的含蓄深敛、凝练沉郁不同，加进了许多幽默和风趣。表面依照传记通例，但具体内容却完全抽空式处理，姓氏、名号、籍贯等无从确认，与传统史传的严肃“崇高”生成反讽，也与先前严峻深刻的批判大相径庭。因而鲁迅去世后，《阿Q正传》改编中加进逗人发笑的滑稽、噱头和自己的东西，使之浮浅化、庸俗化，导致对鲁迅本意的扭曲。
其实鲁迅生前就提到，他担心人们不理解他的本意，造成种种曲解。早在1930年10月13日致王乔南的信中他就写道：“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演台，将只剩了滑稽，而我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近六年之后，在鲁迅逝世前两个多月，又有人想把《阿Q正传》搬上银幕，而鲁迅在1936年7月19日致沈西苓的信中又提出了经过十四年观察所得出的看法：“《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颇为无聊，不如不作也。”
由此，提醒我们要准确理解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本意，就必须深读。只有这样，才能从中得到启悟，“开出反省的道路”。否则，如果只是浮浅化、庸俗化地当作滑稽小说去读，只能适得其反，扭曲鲁迅的本意。
博读法
我以为，要读懂《阿Q正传》，仅限于读这一本书和鲁迅著作是不行的。需要博览群书，从世界文学视野对《阿Q正传》进行比较与联想。当年茅盾在《阿Q正传》刚发四章时，就发现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奥勃洛莫夫等著名人物很相像，就在于他博览过众多外国文学作品。
《阿Q正传》最重要的哲学启悟意义就是：对人们的认识逻辑、方法进行反思，启示人们正确地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纠正缺点，正确行动。
从历史脉络来看，精神胜利法这种精神现象不是孤立的。远的不说，明末清初利玛窦、南怀仁等传教士携“西学”来华，当时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即喜欢以一种“老子化胡”式的想象来理解“西学”。甚至一些学者中的佼佼者也这样认为，譬如黄宗羲曾说，“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王夫之在谈论西洋历法时，也曾说“西夷之可取者，唯远近测法一术，其他皆剽袭中国之绪余，而无通理可守也”。方以智说，西方历法虽然精准，但其实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其皆圣人之所已言也”，只是后人不争气失传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被西方人捡了去发扬光大。
而降至近代，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正如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所指出的：“清王朝的声威……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然而在致命的打击面前，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却拒绝正视现实，承认失败，以总结教训，重振国风，反而文过饰非，“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靠虚假的精神胜利来麻醉自己和国民的灵魂。
正如许多研究家都引证过的那样，近代中国不乏精神胜利法的实例：1841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的将军奕山向英军卑屈求降，对朝廷却诳报打了胜仗，说“焚击痛剿，大挫其锋”，说英人“穷蹙乞抚”。道光皇帝居然也说：“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况既经惩创，已示兵威。现经城内居民纷纷递禀，又据奏称该夷免冠作礼，吁求转奏乞恩。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命通商。”
英国侵略军于虎门攻坚不克，窜入没有严密设防的北方沿海，进入天津大肆骚扰时，在道光皇帝的“圣谕”中，却在大讲“该夷因浙闽疆臣未能代为呈诉冤抑，始赴天津投递呈词，颇觉恭顺”。殖民者穷凶极恶地入侵，却说成是“投递呈词”“呈诉冤抑”；殖民者一路的烧杀掳掠，却说成是“颇觉恭顺”；分明是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遭到惨败，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屈膝求和，大批赔款割地，在有关的“圣谕”中却还装得趾高气扬，说成是“妥为招抚”和“入城瞻仰”等鬼话。在这样的“精神上的胜利法”面前，阿Q比起来都是不如的。
因此，这一时期对中国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需要有人大喝一声，使之猛醒，实现精神的自觉。鲁迅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正是承担起这样的重任。
以上的背景知识，只有通过博读法，广博地阅读古今中外的历史典籍和文学经典，才可能理解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本意。
省读法
鲁迅1934年11月14日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总结自己的创作初衷时说过:“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所谓“开出反省的道路”，实质上就是作家设法把自己的精神意旨传达给读者、又设法使读者逐渐接受、进行反思的道路，用西方文艺理论的术语来说，就是其中包含着接受美学。
鲁迅虽然没有运用这种术语，但早期在《摩罗诗力说》中就阐述过这样的原理:人人心中“有诗”，但是大多数人“未能言”，要靠“诗人为之语”，为之“握拨一弹”，读者则“心弦立应”，而且“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产生积极的反响。这启示我们：要读懂《阿Q正传》，就须把自己放进去，与鲁迅心贴心地反省自己，做到“省读”。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所醒悟。
这100年来，《阿Q正传》几乎成为考验一个人阅读力、领悟力和自我反省自觉性的试金石，启发人们精神反思的警示器。坦率而言，精神胜利法在遭遇个别挫折且无可奈何时，也不妨作为宽解自己的应时之法，并非不能稍微使用一下，否则，阿Q可能早就不能那样达观，而是直接疯掉了。但是，如果把精神胜利法当成一种长期的处世哲学，则是绝对不行的，因为如果那样，人们就可能永远陷在迷梦中不知觉醒，最后像阿Q那样死了还不知怎么死的。
苦读法
正如林兴宅所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整个人类“前史时代”的一种世界荒谬性，不可能短期消失的。为了我们自己身上尽早避免这种阿Q的荒谬性，很有必要多读一下《阿Q正传》。
王冶秋描述过这种阅读过程：“这篇民族的杰作，绝不是看一遍所能消化的：看第一遍，我们会笑得肚子痛；第二遍，才咂出一点不是笑的成分；第三遍，鄙视阿Q的为人；第四遍，鄙弃化为同情；第五遍，同情化为深思的眼泪；第六遍，阿Q还是阿Q；第七遍，阿Q向自己身上扑来……第八遍，合而为一；第九遍，又化为你的亲戚故旧；第十遍，扩大到你的左邻右舍；十一遍，扩大到全国；十二遍，甚至到洋人的国土；十三遍，你觉得它是一个镜；十四遍，也许是警报器。”起码要读十四遍，才能接近鲁迅《阿Q正传》的本意，可谓是一种“苦读”。
中学生里流行着“三怕”说——“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这里面有鲁迅文章本身难读与教学方法不当等问题，但还有学生害怕苦读的问题。作为教师，如果只用“好玩”的一面来吸引学生读鲁迅，这恐怕是不行的，我们承认鲁迅文章可能难读难懂，常说些逆耳之言，但又包含深厚意义。要读懂鲁迅，必须下一番苦功夫，不能图轻松。因为读懂鲁迅和《阿Q正传》，对自己一生更好地理解世界、认识自己都是极有意义的。
悟读法
高尔基称赞契诃夫的作品“能够使人从现实性中抽象出来，达到哲学的概括”。哲学境界是文学作品最难达到的峰巅。鲁迅写《阿Q正传》也正是从现实生活中的阿贵抽象出来，以“我总算被儿子打了”这种粗俗、简单的话表现了精神胜利法的荒诞逻辑，达到哲学的概括。
我们在读《阿Q正传》时，不能脱离实际，但又不能过实。鲁迅创作《阿Q正传》时，之所以把具体内容完全抽空，阿Q的姓氏、名号、籍贯等无从确认，未庄也模模糊糊，就是引导读者脱离过实的窠臼，进行超越性的想象，悟出后面所藏的深邃哲理。《阿Q正传》确实写了阿Q的“革命”，但其创作主旨是对国民性弱点或民族病作有力的暴露与打击。通过阿Q，他不仅批判辛亥时期的“革命”，而且广及整个人类历史怎样结束改朝换代的恶性循环、进入政治文明化的问题。要理解这更深的历史哲学，就须有更加超越的悟性，更加强调“悟读”。
归根结底，《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这位大哲创作的一部启人精神反思、开出反省道路的哲学小说。它是鲁迅以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也是最早进入世界文学画廊的现代伟大经典。鲁迅命名的“精神上的胜利法”，揭示出人类精神机制深处的奥秘——在人类的精神与物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间隔”与“隔膜”，具有从外界退回内心，把物质世界的失败化为精神幻觉的胜利的“特异功能”。鲁迅出于改变人类精神的崇高目的，经过长期、艰苦的对人类精神的研究，形象地发现和揭示出这一弱点，并加以命名和高妙的表达。
鲁迅从“提炼精粹，凝为个体”创造阿Q这个艺术典型，到后期写阿金这个蒙昧颟顸的都市娘姨形象，都是从根本点上总结当时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启悟他所挚爱的中华民族从精神幻觉的迷梦中觉醒，挣脱出“瞒和骗的大泽”，敢于正视人生，直面艰难的物质实境，正确地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这才是一种最根本的精神启蒙与哲学启悟。如果阿Q诞生百年后的今天，有人问我们:“你们可明白你们是怎样生活过来的吗？”我们或可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默默地递过《阿Q正传》去，说：“这就是我们觉醒的总结，我们还会以此为‘镜像’继续提高我们觉醒的境界。”
（《光明日报》7.31 张梦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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