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岁的学生

    9月9日上午，97岁的王振义穿好衬衫长裤，拄了一根拐杖，从家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迎接一场考试。

    一位53岁的疑似淋巴瘤患者，患病2年多，在多家医院求诊，得到过7种不同的诊断。其中，有2家医院的专家诊断其为恶性肿瘤，但瑞金医院血液科及病理科认为，病变应为良性。

    瑞金医院血液科每周都会拿出一个真实疑难病例做课题，由年轻医生和学生提出问题，王振义做考生，提前通过上网查阅资料，每周四到科室来给予回答，被王振义称为“开卷考试”。

    而本周的考题似乎格外艰难——要推翻同行的诊断，是需要勇气的。而且对于病人来说，良性还是恶性，就是一个天一个地，决定了未来的治疗方向。

    “这次时间很紧张。”王振义神情严肃。瑞金医院血液科教授王振义是中国血液科的泰斗。他曾带领团队成功实现将恶性细胞改造为良性细胞的白血病临床治疗新策略，奠定了诱导分化理论的临床基础；他曾确立白血病治疗的“上海方案”，阐明其遗传学基础与分子机制，荣获国际肿瘤学界最高奖凯特林奖。

    但此刻，他如同一个紧张备考的学生，认认真真准备了PPT。“我是先做学生，再做老师。”他说。

    9月9日上午9时45分，考试正式开始。依惯例，由一名年轻医生先作病例汇报，王振义不时做着笔记，随后又去病房直接对患者问诊。

    因为需要病理科的协助诊断，王振义特意请病理科主任王朝夫一同查房。王朝夫提出了病理科遭遇的难题：病理诊断需结合病理组织的镜下形态、免疫组化和基因检测等几方面做出。虽然不少证据提示疾病是良性，但基因检测中却发现了提示恶性的指标。

    这个阳性指标很可能是此前同行做出恶性肿瘤诊断的依据。但这个指标是否能作为决定性的依据？他们查找大量文献发现，基因检测在此类疾病中有“假阳性”的可能，最终大家一致认为，显微镜下的形态病变应作为最有力的证据。

    随后，王振义开始分析。病人有三种可能的诊断：卡斯尔曼病、血管增生伴嗜酸细胞增多症和木村病。他通过炎症指标“白介素6”、信号通路等几方面因素一一分析，最终得出结论，病患可能是木村病，即一种炎性疾病。

    这意味着患者被排除了恶性肿瘤的诊断，而不必采取化疗等伤害性较大的治疗方式。与王朝夫此前的病理诊断相符合。“这下我可以睡个好觉了！”病例研讨的最后，王朝夫开玩笑说。

    自2003年至今，王振义已将“开卷考试”坚持了18年。

    李啸扬说，在瑞金医院的血液科，无论做实习生、研究生、住院医师、主治医师，乃至到主任医师，每周都有心惊胆战的一天：那就是每周四上午。“说起来是王老师的‘开卷考试’，而实际上更是对我们每个医生诊断思维的深度教学。”

    他还记得9年前实习时，在汇报病史前，王振义总会先记录下每一位青年人的名字。“第一次觉得挺兴奋，而后面每次心里想的却是‘完了完了，院士要点名批评了’。”做研究生的日子里，准备病史也总怕被王振义的提问弄得哑口无言；住院医师算是真正踏入“医生行列”了，可每每分析病情，发现王振义查阅的文献总比青年人更新，大家都不敢抬头；晋升到主治医师后，王振义对病例一顿严丝合缝的分析，往往让人觉得，自己还是个血液科的“小学生”。

    王振义曾说，如果选一个最看重的品质，那一定是“钻研”。 做学生，王振义说一辈子都不够。他72岁才开始学电脑，到现在每天用电脑查文献、做PPT、玩扑克游戏。

    考试结束，学生们向他道谢。王振义说：“你们用不着谢我，我是先做学生，再做老师。先向国内外专家们的文献学习，汲取营养再来教给你们。”

    在血液科主任李军民的眼里，王振义是“学到老，活到老”的典范。因疫情影响，“开卷考试”暂停了4个月，王振义坐不住了，给他打电话说：“你再不给我病例，我得老年痴呆你要负责哦！” 

    王振义最喜欢的一幅画叫《清贫的牡丹》。他说做人就是这样，你要有进取的雄心，像牡丹一样开得热烈，但要对名利等一些问题看得很淡。他一生获奖无数，但几乎每一次奖金，他都将大部分捐出。1996年，他获“求是杰出科学家奖”，100万元奖金中40万元捐给医院、40万元捐给学校、10万元捐给他所在的血液学研究所；2011年，他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500万元奖金中450万元捐给医院，其余分别赠予参加全反式维甲酸研究的团队成员。

    （《解放日报》9.10 王潇 黄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