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分配”的制度安排

    亚当·斯密在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中说，“同情心”和“功劳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情感特性。正因为人类有这种特性，社会上才有人肯为慈善公益事业慷慨解囊。从分配的角度看，捐助慈善公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改变收入结构，但却又不同于“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所以有学者将其定义为“三次分配”。

    最近有学者写文章，建议国家尽快出台财产税和遗产税法，认为此举可强化富人的捐助意愿。我赞成开征财产税和遗产税，但目的不能定位于逼富人捐助。第一，政府征税属于再分配，并不是三次分配；第二，用征税的办法逼富人捐助，税率要足够高才能起作用；第三，征税是一把双刃剑，税率过高势必影响人们的预期，抑制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其结果反而会事与愿违。

    我理解，中央强调发挥三次分配的作用，并不是强迫高收入者“均贫富”，而是要借助一定的制度安排，激励人们自愿捐助。现实生活中，激励人们捐助的办法很多，但万变不离其宗：最关键的一点，是要为捐助人支付对价。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对价”，不是给捐助人支付货币，而是要有针对性地满足捐助人的需求。

    一般地讲，低收入者更看重物质需求，中高收入者更看重精神需求。

    根据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随着人们的财富增多，财富的边际效用会递减。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人们就会用自己的财富去换得社会尊重。举个例子：邵逸夫是香港著名电影制作人，可我尊重他并不是因为看过他制作的电影，而是他为我母校捐建图书馆。今天内地许多高校都有“逸夫馆”或“逸夫楼”，教学设施用他的名字命名，是为了满足捐助人获得尊重的需求。

    美国慈善业发达，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人信奉基督教，希望下辈子能进入天堂。基督教教义讲，基督徒来世要进天堂，今世就得努力挣钱、努力省钱、努力花钱。努力省钱是指自己要节俭，而努力花钱是对捐助慈善要慷慨。是的，美国企业家热衷慈善，是他们有来世进天堂的精神需求。

    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同，国内企业家捐助慈善，所希望得到的对价是“社会荣誉”（功劳感）。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赋予捐助人对等的荣誉？我提三点建议：第一，将“慈善家”称号分出不同层级，并由国务院制定统一标准；第二，不同层级的“慈善家”称号皆由各级人民政府授予，其他机构不得滥用；第三，营造崇尚慈善家的舆论氛围，让慈善家有“功劳感”，得到全社会的尊重。

    （《学习时报》9.8 王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