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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关于制造业占比高低问题，核心争论就是中国的制造业到底要不要保持一定的比例？目前的比例是“过高”还是“过低”？其中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就是根据传统三大产业发展演进，遵循所谓“克拉克定律”，产业发展应当依据“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出现线性发展，因此认为制造业占比不应过高，甚至在一定阶段应当退出国民经济发展并让位于服务业发展。
二是城市化发展以及城市经济体要不要发展制造业问题，一种看法认为城市发展受制于土地、要素成本等影响，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应当主要发展服务业，而不应当是制造业。
三是从吸纳就业角度看，认为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技术进步以及资本密集型等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力在制造业中的就业占比下降，而服务业往往是吸纳就业的重要“蓄水池”，因此，应重点发展服务业。四是从国际经验看，认为一些发达国家往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伴随全球化产业转移趋势，制造业也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因此不必始终发展制造业，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首先，按照传统的“克拉克定律”或者某些放大国家制造业占比变化的典型性事实来理解中国大国发展与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尤其是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与转型升级等，显然会使问题过于简单化。现代产业体系发展，除了按照传统三大体系的结构进行划分以外，还有其内部的产业细分与升级演进：包括现代制造业发展，不仅是强调结构的比例度，更要强调产业本身的高级度，前者是一个数量和比例，后者则是一个体现产业结构中技术进步及其高级度、复杂度问题。实践发展表明，一个国家制造业不仅要关注比例度，更要关注高级度和复杂度。
其次，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特别是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相互之间的边界已经不像以前传统产业结构那样清晰，出现了产业融合发展以及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业制造化的新态势，尤其是互联网发展以及数字化时代，各类生产性服务业更是进一步出现产业内融合和产业间融合发展的趋势。
再次，服务业占比提高也并不意味着制造业不再重要，恰恰因为制造业内部亟待转型升级、面临提高生产效率和人均收入，这才构成服务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因此也不能简单“去工业化”。从目前全球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和全球化遇到的深层次问题来看，一个十分重要的教训则是，发达国家简单套用“克拉克定律”，向全球转移出产业，国内经济出现金融化、虚拟化发展，尤其是制造业外包，结果导致本国产业空心化和实体经济发展放慢，社会就业问题与收入差距等问题则日趋严重。反过来，服务业发展也由于自身对劳动市场的就业具有“门槛效应”，服务业发展也并未全部吸收从制造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
因此，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已经形成较为发达和完整的工业化体系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说，我国制造业发展不能简单套用传统的所谓“定律”或者照搬发达国家的评判标准和做法。面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全球化发展的新态势，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绝不是简单的谁替代谁的问题，更不能是一个简单的“去工业化”或者所谓“全球产业转移”和外包的问题。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要建立的现代产业体系，一定是“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重要过程。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发展，核心问题是提高产业质量和能级，尤其对于制造业发展而言，关键是要提升制造业发展的质量、效率和效益，加快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
（《学习时报》8.19 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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