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喜的谐音

    出行扫码、返程上报已成为人们生活的日常。“吉祥码”“安康码”“京心相助”等防疫健康信息查询和报送平台已被大家熟知。“吉祥码”是吉林省健康码，“安康码”是安徽省健康码，“京心相助”是返京人员疫情防控报到平台。这些命名，都是利用语言的谐音，人为地加以创意而赋予新的寓意。  

    汉语中的谐音如此广泛地存在，从古至今一直受到青睐。可以说，这与汉语的特点以及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密切相关。

    语言崇拜

    先民对语言产生了一种神秘的畏惧与崇拜心理。他们相信语言具有超自然的威力，能够影响和改变自然、社会和人的命运。原始巫术中的咒语、姓名避讳等，都是古人语言崇拜的体现。

    民俗事象中的诸多谐音祈福或谐音禁忌，正是语言崇拜在文化生活中的留存。比如，倒贴“福”字，用同音的“倒”，从听觉感知上将“福到了”的美好期待加以外化。亲人间、爱人间吃梨忌分食，也是用语音禁忌体现人们在情感上对“分离”的规避。

    同声相应

    古人认为事物的“声”和“气”之间能产生相互感应和沟通，即“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周易·乾》）。同样的声音能产生共鸣，同样的气味会相互融合，基于这样的“相同”才能让不同的物象相通。

    “同声”的“声”即声音，也可以指语音，即事物命名的各种语音形式。在跳跃的、发散性思维的促动下，同样的语音外壳可以包蕴不同的意义内核。然而在特定环境下，本音与谐音之间却建立起较为稳固的关系。比如，苹—平（平安幸福）、柿—事（事事如意）。在年画、剪纸、雕塑等艺术形式中，更将此展现得淋漓尽致。“鱼戏莲叶图”暗含“连年有余”，五只蝙蝠从天而降的图案象征“五福临门”，猴子骑马的雕塑寓意“马上封侯”，等等。

    从“同声相应”来说，只要音同音近，就能发生相互作用，就有互谐的可能。

    神与物游

    汉语的基本音节结构不多，只有400个左右，加上四声的差别，也就1600多个，除去空缺，大概1300个可用音节。以有限的音节构成无限量的词语，势必会产生大量的同音词（或语素）。

    谐音象征符号本身对人们的期愿并无直接的指向性，但是在语音关联之下，借助联想的加工，将语义跨度大的物象联系起来，创造出不少具有历史渊源或民族文化特色的语词、图画、意象、行为。比如，船家忌“住”，故将“箸”改为“筷”；广东人忌“折”喜“利”，故称“猪舌”为“猪脷”；剪纸、绘画中喜用喜鹊立在梅树上的图案，象征“喜上眉梢”；石榴因其多籽儿（多子）的特点，成为送给新婚夫妻的佳礼；正月初一人们上山捡柴，期盼着来年能“登高抱财”。

    文隐深蔚

    中华民族具有含蓄、内敛的审美追求，在文学艺术上也崇尚“文隐深蔚，余味曲包”（《文心雕龙·隐秀》）。人们会把想要表达的真正含义蕴含在语言深处，讲究言外之意，重在义生文外。汉语谐音艺术正好体现了这种含蓄、内敛的审美意趣。比如，诗词中以“晴”谐“情”，以“丝”谐“思”，以“莲”谐“怜”等。尤其是对“利”“害”“吉”“凶”等事关生存状态与未来发展的大事，更需谨言慎行。

    通过谐音，可以将看似无关的物象联系起来，间接、委婉地表达某种期愿，满足人们的交际或表达需要。比如传统婚礼中的红枣、花生、桂圆、莲子蕴含对新婚夫妇“早生贵子”的祝福；家长们为赴考学子准备糕点和粽子，取“糕”“粽”之音，祈“金榜高中”之愿；年节时打碎杯盘，一句“碎碎（岁岁）平安”可以化解不少尴尬与不安。

    可见，谐音不失为一种化直露为含蓄，避粗俗而成典雅的绝妙方式。所谐之音虚实相生，可以达到隐秀蕴藉、内外和谐的表意效果。不仅如此，所谐物象间的陌生感，更平添了几分幽默与谑趣。

    （《光明日报》8.15 尹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