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车,主要指公交汽车、卡车,小汽车是很少见的。20世纪70年代初,那时我不到10岁,有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是我表姑和她的丈夫。
他们这次从东北飞到广州、再飞到上海,其中一个目的是取一辆小汽车,然后一路北上回东北。我至今记得,他们在上海没有住宾馆,而是住在我家。表姑和表姑夫回东北前,先要开车去无锡、青阳探亲。他们请我父亲陪同,父亲也义不容辞。
也许,那是父亲第一次坐小汽车。那天早上,一辆苏制伏尔加豪华轿车开到了弄堂口,接走了他们仨。大约一个星期后,父亲回家了。我们问的不是故乡的情况,而是坐车的体验。父亲说:“车太小,太挤了。一路颠簸,不舒服,不如坐火车。”那时候,从上海到无锡的公路是一级公路,但和今天的高速公路是不能比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父亲得了癌症,手术后常常需要复诊。此外,他还求诊中医,几个星期去一次,他常常坐公交车去就诊。
父亲越来越孱弱了。公交车拥挤,他一路站着很是疲劳,同时又好强,不愿请人让座。父亲生病前,已经到了大学教书。有一位老师听说他病重、每次去医院都不容易,就告诉我们,她的一个学生开出租车,哪天需要可以请学生帮忙。当时,出租车刚刚出现,父亲病了一段时间,家中经济很紧张,“叫车”这件事颇觉负担不起,父亲也不愿意。听到这个邀请,父亲自然高兴,有一次去曙光医院看病,就安排了这位学生来接。送到后,学生说,下午看完后,他再来接回。就这样,父亲第一次病中乘坐出租车,比起挤公交车,感觉轻松不少。
几天后,那位老师传话来,车资尚未支付。原来她介绍时没有特别说明,不是提供免费服务,而我们误以为是老师的学生好意相助。稍感意外的是,司机开出了包车一天的价格。父亲看到如此高价,有点郁闷,决定以后还是坐公交车去医院。也许,病中的父亲这时会想起那次故乡之行,坐在表姑父的专用伏尔加小车里,虽然挤了些,但父亲心情一定很不错,何况那时身体很好,旅途中一定是一路聊着往事。
没过多长时间,父亲又坐了一次“专车”。那天晚上,父亲病势严重、渐渐昏迷。虽然我们早知道医院的治疗对于那时的父亲已无济于事,但还是决定拨打“120”。
很快,一部救护车来了。父亲被抬进车厢,我也跟着坐了上去。从家到中山医院急诊室,不到10分钟路程。回忆起来,这是第一次坐救护车,车子行驶平稳和内部崭新的装置,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短短几分钟内,我眼前不断晃动着一个画面——不会骑自行车的父亲,一头热汗,跟着、扶着自行车上的我,任我在他学校的操场上使劲学骑车。而此时,父亲正平静地躺在担架上,浑然不知这是一趟单程旅途,也是他最后一次乘坐小车。
父亲和车的往事,在脑海中闪过,其实只是瞬间,却历历分明。
(《解放日报》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