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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7日，浙江省原省长沈祖伦应约赴绍兴柯桥，与40多年前与他结下深厚友谊的农村基层干部见面。
当50多位老人喜迎老省长到来时，他们不知道，老省长此行来之不易。头天摔了一跤，疼痛得说不出话，被紧急送医院抢救，医生让他住院，他坚拒。柯桥的基层老干部知道他要去，已兴奋得几个晚上没睡好，他觉得不能爽约。
“爱人民，首先要爱农民。”老友杜润生的话，他深以为然。他一生农民情结很深，从政半个多世纪，一直与农民保持密切联系，与农民血脉相连。他说：“对农民的感情成了我人生的思想政治基础。”
“靠作风吃饭”
沈祖伦，宁波人，1931年生，解放战争期间在浙东打游击，1948年入党，上世纪50年代任浙江省委书记江华秘书，1976年至1982年任绍兴县（市）委领导、嘉兴地委副书记，1983年至1985年任省政府秘书长、副省长，1987年任代省长，1988年任省长，1991年至1993年，不再当省长，只任省委副书记。1993年至2004年，任全国政协常委，2004年离休。
一群八九十岁的基层干部因要与40多年前的老领导见面，激动得睡不着，实在是因感情太深，而最使他们敬重的是，老领导亲民爱民崇实廉洁的良好作风。
沈祖伦1977年任绍兴县委副书记，后任书记。在绍兴，人们都亲切地称他“生产大队长”，何也？他有一身过硬的本领：农民能干的活他能干；许多农民不会干的活他也会干，譬如为母牛接生、盖茅草房，甚至连木匠、箍桶等技术活也能干。下乡蹲点吃住在农家，晚上老鼠操练他能睡，猪圈旁他也能睡。他是一个农村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的干部，农民和基层干部都服他。
2020年与绍兴基层干部的聚会，很多人谈到老省长给绍兴留下的良好的作风：靠作风吃饭，靠坚持注重民生，崇尚实际的传统。他以身作则，带动乡镇班子，形成了良好的作风和传统。
记忆中的吉光片羽无不闪耀着老省长人性的光辉。
原绍兴县水利水电局局长葛行善记得，围垦海涂，沈祖伦一次次和农民一起挑土，120多斤的担子健步如飞，一干就是半天，然后和大家一起在海涂上吃饭。他号召农村积肥，和农民一起赤膊跳进齐腰深的河港里捞水草，秋天天凉，大家劝他别下，他说：“你们能干，我为什么不能干？”
在绍兴期间，他要求机关干部70%时间在基层，30%在机关办公。遇到自然灾害，他更是要求70%的机关干部必须在第一线。
葛行善说，绍兴干部爱说“靠作风吃饭”，这种良好的作风就是由老省长带头并一代代传下来的。他在绍兴任职4年，不住宾馆招待所，一直住办公室。但他平时很少待在办公室，一直在基层跑，许多问题都是现场解决的。
鼓励民营经济发展
1976年，沈祖伦到绍兴县任职，当时的浙江农村非常贫困，鱼米之乡的绍兴县，1977年人均年收入才84元，这使他心情沉重。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浙江这个当时人均不到7分地的省份，如何造福民众？仅仅靠包产到户无法使农民致富。沈祖伦认为，必须让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开辟新的领域。他根据实际情况，很快把工作重点转到发展商品经济上，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养蚕、养鱼、养羊，进而发展家庭工业和乡镇企业，建设市场搞活流通。他的这些举措实际上开启了农村第二大战略部署，他是浙江市场取向改革之路的谋划者指挥者，而正是这条路才使浙江很快走在全国改革前列。
原绍兴县（现柯桥区）是浙江省最早进入全国经济百强县前十的县，而该县的经济基础便是沈祖伦在该县任职时打下的。
原柯岩公社书记马张林回忆说，1978年是绍兴经济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一年，这一年，沈祖伦带领130多个区乡书记到湖南、江苏考察农业和乡镇企业，回来后开了两天会，决定把全县工作重点从单纯的农业转向同时发展乡镇企业。但因当时以粮为纲的指导方针还严重束缚着干部的思想，基层干部普遍认为发展农业是正业，发展乡镇企业是不务正业，怕犯错误不敢放手干。沈祖伦在大会上号召：“你们放开手脚大胆干，出了事由我负责，我把乌纱帽放在桌子上！”
原东浦镇工业助理章生建说，在沈祖伦的号召下，该镇办了砖瓦厂，当时农房建设急需砖瓦，但因缺资金、水泥、木材，生产不出产品。沈祖伦到该镇了解情况后，当即拍板为他们解决资金和材料，使砖瓦厂生产得以正常。东浦原是农业大镇，乡镇企业发展起来后，很快进入全县十强乡镇行列。沈祖伦当省长后，还关心乡镇企业发展。1989年，国家宏观调控，东浦资金紧缺，虽然产品供不应求，却生产不出产品来，此时章生建已担任镇长，焦急万分。一天，沈祖伦省长突然到东浦调研，一整天跑了好多乡镇企业，至晚方归。次日一早他带着省财政厅厅长和几家银行行长又赶来，当场为该镇几家主要企业每家解决50万元贷款，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沈祖伦号召各区社因地制宜发展乡镇企业，绍兴是水乡、桥乡、酒乡，他说：绍兴有酿酒的传统，鉴湖水好，鉴湖水加大米就等于酒，你们可以办酒厂啊！在他的鼓动下，绍兴县一下子冒出50多家酒厂。柯岩公社也办了酒厂，第一年就赚了2万元。后来又在沈祖伦的支持下办起了轻纺市场。
原义乌商城集团董事长陈勇说：“浙江能成为市场大省，老省长是最大的功臣！”
陈勇说，上世纪80年代，义乌出现了一条马路市场，因交易繁忙导致马路被堵，沈祖伦到义乌调研后表示，既然有需求，就应鼓励发展市场。义乌市场由此发展起来。1989年，义乌迫切需要建第三代市场。但土地控制极严，审批手续繁琐，要几年才能批下来，义乌等不起。义乌领导想起沈祖伦考察义乌时说过：“义乌市场发展有需要可以来找我。”这年6月，义乌工商局的局长就到省政府去找他。
“也是巧，他们在楼道就遇见省长了，省长把他们让进办公室，看了报告，当即就批示让相关厅局支持。此后土地很快就批下来了，义乌市场赢得了发展先机，最终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沈祖伦对民营企业非常支持。浙江新昌的三花集团有“全球制冷空调控制部件王国”之誉。1993年，三花开始股改时放不开手脚，初定人人持股。沈祖伦到三花视察时明确表态：支持股改，但不该人人有股，而应由经营管理的核心层一起控股，经营者应是大股东。沈祖伦的意见为集团董事局主席张道才指明了股改思路，三花买断小股东股份，持股人向核心职工——科技人员、经营人员、管理人员聚集。这种配股思路和原则一直延续到三花上市，其中科技人员尤其被重视，为了留住人才而进行人才配股，科技人员持股甚至高于高层管理者。
浙江人多地少，资源禀赋不理想，国家投入少，改革开放前经济增幅低于全国。从1978年起，浙江经济增幅攀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全国第12位和第16位很快就分别跃升到第四位。浙江改革有声有色，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改革集体、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经济高速发展，使民营经济成为浙江经济的主体。1997年，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全部消灭贫困县的省。后来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曾称赞：“沈祖伦对民营经济发展有贡献。”
“外婆家”
时刻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头，这是沈祖伦一贯的作风。他工作务实，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每有灾情发生，他都会置身险境，在第一线指挥。
上世纪80年代末，兰溪发生严重洪灾，洪水冲决堤岸，淹没庄稼，淹没村庄，人民群众处在危难中。沈祖伦寝食难安，决定亲赴灾区，指挥抗灾。省政府办公厅从安全考虑，以洪水冲断公路为由，劝说他不要冒险。
“联系空军，乘直升机去！”沈祖伦斩钉截铁地说。
但是，鉴于气象条件恶劣，直升机无法起飞。
“开卡车去！无论如何我要去兰溪！”他坚持，办公厅只好同意。
浙江日报记者迟全华随同采访。迟全华是一位优秀记者，多年跟随省长，他对省长的务实作风，亲民爱民情怀感受极深，也很敬重省长。
到兰溪的次日，沈祖伦坚持要亲赴被洪水围困的村庄看望受灾群众，参与救灾的部队只好冒险安排冲锋舟送他进村。尽管开冲锋舟的战士非常小心，但险情还是发生了：冲锋舟在洪水中倾覆，省长落入激流中……
快！快救省长！”冲锋舟倾覆的瞬间，迟全华心急如焚。
“在水中，我满脑子都是救省长，当我蹿出水面四处张望时，却见省长已露出水面，正在大声叫着我的名字。我朝他游过去，他看到我，笑了，说‘你的水性不错啊’。”此时战士们都游过来，簇拥着省长上岸。
“你去告诉部队首长，就说我讲的，不要批评或处分开冲锋舟的战士。”细心的省长特意叮嘱迟全华。
“我担任跟随省长的专职记者多年，他的故事有一箩筐，只是不知从何说起。只有三个字：好省长！”迟全华说。
“好省长”！这是浙江干部群众的心声。
新昌县镜屏乡外婆坑村村民提起好省长更是感激涕零。为了这份感激，他们为省长立了一块碑，然而，却在省长的劝说下拆掉了。
沈祖伦对农村和农民的感情很深。早年他参加游击队和当地下党政治交通员时，常得到农民的掩护，文革前在农村蹲点3年，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对农民有更深的感情，对农村有深入了解，这也使他后来主持全省工作时，能时时考虑农民的利益。
一次，他到新昌调研，了解到该县有个“光棍村”，全村耕地仅27亩，82户人家却有35个光棍，人均年收入只有96元。
这个村就是外婆坑村。
从政以来，沈祖伦关心民瘼。外婆坑村的现状使他很不安，他决定亲自去调研。
1991年11月15日，他第一次去外婆坑村，并嘱咐不要通知村里。
徒步去该村的经历使沈祖伦感受极深，这是一条怎样艰难的路啊！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外婆坑村与外界只有一条悬崖峭壁上能让人放两只脚走进去的小路。邮递员的自行车要背着进去。”稍有不慎就会跌落崖底，交通阻塞无疑是导致该村贫穷的主因。
“要致富，先修路！”省长为这个穷村指明了出路。
可修路缺资金，村支书林金仁说：“省长你只要给我5万元，我就能开工修路！”
资金落实后，该村村民勠力同心，2个月修通了一条简易的通村路。
1992年1月25日，沈祖伦二进外婆坑村。路算通了，还只能徒步，沿途8座木桥，连拖拉机都不能过。要使穷村变富，起码得建一条能通汽车的公路！
沈祖伦与县市有关部门商量，进一步落实资金，将这条简易的路扩建成能通汽车的公路。
那天临别，他深情地向村民表示：“今后，外婆坑村就是我外婆家，我会经常来的！”
1992年8月18日，外婆坑村通村公路全线贯通，当沈祖伦再赴“外婆家”亲自为通车典礼剪彩时，一些村民激动得落泪了。
此后，他践诺一次次回“外婆家”，鼓励村民种茶叶，发展旅游业，办农家乐……外婆坑村渐渐富起来，35个光棍有34个娶上了云贵川来的少数民族姑娘，这些穿着民族服装的姑娘能歌善舞，还专门成立了民族歌舞团，为游客表演歌舞节目，旅游业渐次兴盛，昔日光棍村成了“江南第一民族村”，甚至吸引美国、韩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村民年人均收入跃升到4万多元。
2019年，外婆坑村村民再次联名给老省长写信，邀请他回“外婆家”探亲。89岁的老省长不顾来回7个多小时的旅途劳顿，欣然赶赴山村，这已经是他第九次到外婆坑村了。
提意见的模范
老省长刚正不阿，敢讲真话，不讲官话、套话、空话、假话，总以真面目示人。他称自己有点理想主义，喜欢直言，常向中央提意见和建议。
他当了十年全国人大代表，十年全国政协常委，每次两会前都会认真调查研究，写出提案。特别是不当省长后，他更把精力放在为全省为国家建言献策上。
1998年3月5日，他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以个人名义递交《关于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强制招标制度的提案》。
他在提案中说：把竞争和监督机制引入政府采购行为，不仅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还能有效防止腐败。我国政府掌握着更多的社会资源，而这些资源的配置基本采取领导审批的方法配置，随意，不透明，缺乏监督，导致回扣风、人情风等黑幕交易，易滋生腐败。他还专门就此给朱镕基写信，引起了国务院的重视，最后这一提案被采纳，并被政协评为优秀提案，获得李瑞环表扬：“你是模范！”沈祖伦回答：“我是提意见的模范。”2017年财政部统计，这个提案已累计为国家节约几万亿元。2019年，这个提案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100个优秀提案之一。
确实，他经常给中央提各种利国利民的意见和建议。
1999到2003年，全国农民收入连续5年增长缓慢，半数农民收入下降或徘徊，农民种粮积极性锐减，导致全国粮价波动，这使沈祖伦深感忧虑。如何增加农业投入，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他想到了农业税。
他是较早就考虑到应该取消农业税的官员之一，并在浙江首先免征屠宰税。
2003年10月，沈祖伦致信胡锦涛和温家宝，提出了支持农村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温家宝当即作了批示。
当年12月3日，他再次致信胡锦涛、温家宝，建议停征农业税。
这两封信对推动此后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以及全国停征农业税等政策的出台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而今的老省长，舍弃省里为他安排的大房子，辞去了秘书，捐掉所有字画，立下遗嘱，身后所有财产捐献社会，他于2016年搬进随园嘉树养老院，开始平民化的养老生活。他在《九十述怀》中说：“我九十岁了。总算没有白活，我为老百姓做了一点事。抚今思昔，我心安理得，无怨无悔！”
（《台州日报》8.15 叶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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